徐进第一讲的提纲
民族主义的启蒙与勃兴——主讲提纲
一、 理论介绍和概念辨析
Gellner认为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原则，主张政治单元与民族单元必须一致”。他的分析强调要有一个高级文化，生活在这个工业化社会的人，肯定和认可这套语言符号系统，并且这套语言符号系统通过学习可以获得，并且学习掌握它和自己的生存就业社会地位息息相关。（蔡英文）
安德森则注重下面三个因素的作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印刷技术、人类语言的分歧性。Anderson 认为后三者的交互作用使得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1991：37-42）。
上面二者都强调想象与发明，也就是人为建构的成分，与下面的族群根源说很不相同。
HOBSAMN特别注意18世纪到19世纪西欧政治社会的变动。发现在德语中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和国家的词汇都是1884年时才出现的。从一八八○年左右开始，各种大字典已逐渐将“民族”界定为“辖设中央政府且享有最高治权的国家或政治体”，或“该国所辖的领土及子民，两相结合成一整体”。换言之，一个拥有最高统治权且为子民普遍承认的政府已成为定义民族的重要因素。SIMITH着重从族群的角度来谈，他认为不是发明与想象，而是重新建构——被发明的传统。这里注意的是他们的是从西欧历史经验总结出来。
二、 怎么看待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这些概念？
必须要有一个历史性的观点。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观，是西欧16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稍后这些概念就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用这些概念去要求清代人？正反面：何伟亚、茅海建和郭卫东。在晚清时段（甲午战争后，任达重视新政时期）这一问题尤其显著，正如桑兵语这是一个从概念工具思想体系到制度变革的转型时代。自甲午战争后，我们今天大量使用的西方词汇从日本转译到中国来。当时人引入阐释“民族主义”时即大量使用此类新词汇。同时当时人用这些观念有时本身即有多重含义（此处与彼处），且同一人前后时间用同一词意义也有分别。因此我们就要格外注意分辨时人用词的确切含义。“国”“天下”和我们现在用的国家世界等词都是不能轻易划等号的。
三、 近代中国怎么了？国人为何不恨英日列强？原因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签定了很多不平等条约，丧失了领事裁判权关税权等等。首先不平等条约的最不平等地方就在于西方列强是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清朝签约。具体到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每每与战争的失败的有关（以鸦片战争为例对中国武器战术等劣势稍作介绍）。比如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其次抛开这些一般认识，如果重新回到1840年从当时人的想法看法出发，或许会让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更深入一些。比如1842年9月1日南京条约签定后第三天，清朝钦差大臣主动提出照会，其中有一条主张以后如英人与中国人发生冲突，英国人由英方审判，而中国人由中方审判。茅海建先生称包含此内容的文件被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要命的外交文件”并认为此举为耆英的“上当”，郭卫东先生论及此点时也以惊叹号介绍，称“耆英等人的这段表示利害关系实在太重大了！”当然今人用现代人的主权观念来审视，自然认为此条危害严重，可返回时人关心的重心则未必，我们知道当时清朝官员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避免民夷纠纷引发衅端（茅已看到此点），再细究原文可明显看出此条直接援引的是乾隆时处理法兰西人案件的成例。我自己认为应该从时人所思所想出发，苛求他们具备现代外交观念，就有些强古人以就己了！再者，有论者也提到最为人瞩目的治外法权，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实质伤害并不是特别大，对外国人的保护也远没有一般人认为的那么有效。（其他关于公使驻京和进城问题的争端，如果从文化的含义来理解晚清君臣都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同样的，我们现在通常称许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考诸同时代人的看法，其实他并非以此而闻名，而是其与英夷不共戴天的态度为众人所赞赏。鸦片战争这一事件在当时的中国也并未激其多大的反响。顺着这个思路我觉得起码到1840年代让士人具有近代的国家民族意识似乎也是个时代错置的问题。
下面具体的分析提纲中的几条史实：1840年7月虽然北京的清朝中枢已经知道了鸦片战争发生的情况，但由于奏折是机密的，邸抄的消息有限且属内部发行，民间书信因耗资昂贵而数量不多，因而南方的战况似乎只有业余或专业的包打听在京城地面巨室大户之间播弄。因此不要说一般老百姓，就是官居词臣的曾国藩也是毫不知情，那时他每天正津津有味读着《闲读偶记》。
再看所谓康粱上书，据学者考证这次上书由于得知甲午条约签订而中止。但问题不在于此，而是当时之所以康梁等能知道有关中日谈判过程的情况，是由于当时的主战派如翁同龢文廷式等故意将此消息外泄，这样就可以促使清朝官员以及士人向朝廷上书，给皇帝压力以便能够拒签此条约。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中日谈判情形即使一般朝臣也很难知晓，签约后朝廷中枢通知的大致也只到督抚一级。
还有孙中山求助日本祝广东领事馆以及康梁失败后求助日本等等，我个人认为他们都是从革命的策略的考虑，因为他们既然已经不认同满清统治的合道（法）性，那么他们向日本求助主要是出于利害得失考虑。（章太炎材料中那句话能很好的反映革命者的心态）
四、 国人如何看民族如何看国家？
1895年之后，士人通过建立学会创办报纸发展出一个新的知识共同体。（张颢）参加这些讨论的趋新群体有的是从旧士人脱胎而来（后来则是新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群体）。我们发现他们关于民族国家的讨论明显受到了西学资源的影响。（这个西学资源的重要输入管道当时恐怕是日本）。具体到当时国家建构的讨论中康梁等维新党人与孙章等革命党人是其中的关键人物。而他们关于“君宪”和“革命”的辩论基本决定了未来中国的构想蓝图。
我们知道，梁启超是当时在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方面讨论最多的人，他对当时思想界影响可以说也是最大的。总的来说，梁启超“国家思想”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戊戌前后他已不断提出这方面的论点；在政变失败后逃亡日本，受到日本政治思潮尤其是德国伯伦知理国家思想的影响，有一个从重国民到重国家的转变。（王汎森，第198－199）
下面看具体材料：1899《爱国论》：不是不爱国，而是不知其为国——视禹域为天下；1901《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指出近百年来民族主义勃兴：“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1902《民族主义论》：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1901《中国史叙论》：中国史地域：中国本部和满洲；汉种和满种——建立一种族之国家。致康有为书 1902。5：第323页康有为指责梁启超攻击他的大同思想以及擅自宣传反满主张，梁启超去信解释，其中说“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者。又说“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可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并称宣传反满，徐欧比我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主办的《文兴报》上清贼满贼之言甚多。由上面材料可以看出，第一、梁启超这时倡导的民族主义，是主张一个民族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因此他认为唤起民族精神即必须反对异种——满族，同时从革命动员的角度认为反满是最适宜主义。而后面两条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康梁开始反对革命党人反满的主张。康有为认为满清皆用中国之教化文义，并进而认为满汉“几无差异”，“ 不过土籍客籍之异耳”。梁启超则引法国大大革命的历史认为“反满”和“救国”绝不相容。他说“非有所爱于满洲”，但“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之共和；不完全的共和，则必至亡国”。可见梁此时不主张反满是出于现实利害的考量。
再看革命党人的看法。第一条材料中章太炎在正仇满论中认为反满不是尽杀满人仅是逐满，让其回到其故地东三省，并且应该保其主权。第二条材料认为汉种无国，所谓国是清国，是一家之名号，一族之私名。第三条材料是从种族的角度出发主张排外种也要排满种，并称“满洲窃取我中国也，二百八十年于兹矣”。第四条材料中陈天华（有与章太炎观念类似的地方）认为从历史上看内地十八省为中国本部是汉种之中国，而十八省以外的满洲应该是外国，满洲人也是异于汉种的通古斯种。第五第六条材料从民权（国民）与国家的角度考虑；第七条张继“国亡可以再兴，种灭不能再长。一空间不能容两物”；“吾不惧亡国，旧国亡新国兴”； 以群中国人之人，居中国之士，始有国家之名词，始有言国家之资格。汝满人何敢以我国家好名词，动辄言“国家养士二百年”第687页。第八条材料中汪精卫的看法，应注意其中政府与中国（国家）是区分开的。检讨上面的说法，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从种族主义观点出发，认为过去两百多年是被异族窃据，看来有国，其实无国。一种则从民权观点出发，比如邹容就主张通过反满“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更重要的是要让每个人明了国民与国家休戚与共的关系，比如陈天华就强调“国家是人人都有份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明了国家与个人是有密切关系的。
五、 民族主义在民间的启蒙
我们知道中国旧有的国家概念大抵指朝廷或皇室，而具有新涵义的国家概念是海通以后才逐渐引入的。1839年英国一个贸易代表与清朝官僚在广东对话，当这个英国贸易代表提到中国是一个“国家”时，清朝的官员显然不知所云。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廷的一些大僚仍然部相信西方国家的数目可能超过二三个。1860年代随着中外交涉的增多，总理衙门参与到了传教士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的行动中。随着此书的翻译，中国一些涉外官员逐渐习得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家观念。（一些沿海或租界与西方有接触的读书人也较早具有此观念）如郭嵩涛李鸿章等都据此与外国交涉。在这里要注意的是相对一般士人的夷夏观念，具有现代国家观念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除了几位政府官员外，还有我们称之为“早期维新派”的郑观应等人，但他们的影响实在太有限了。
甲午战后通过看当时朝廷官员的日记以及奏折，我们知道当时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忧愤沉痛的心情。在这种普遍的心情之下，求变之切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举子上书放到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审视方才妥当。毕竟在每个王朝危机时刻，在野之士人经常通过他们的方式抗议朝廷。可是这一次的上书又不同于以往，它不仅仅止于上书。在此之后他们他们通过建立学会开办学堂开办报馆（不过亦须注意即使开办报馆，也是在广开言路这一传统思路下提出的），逐渐使得“西学”成为当时新的论域。由此这个时代士人们行为已超越了旧有的传统。可以说正是他们完成了从旧到新的嬗变。
1895年之后随着新式报纸、学堂和学会的大量出现，知识阶层的启蒙运动已经从理论层次落实到实际行动，而下层启蒙则还只停留在几个人口头上。但几年之后经庚子事变所造称的危局之后，“开民智”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最热衷事宜，开民智这三个字竟也成为清末十年间最流行的口头禅。在晚清的最后十年知识阶层通过办白话报纸，进行演讲讲报、戏曲改良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下层启蒙运动。在这一时期白话报纸中影响力最大的当首推京话日报。无独有偶，陈独秀也是在庚子事变之后才明了所谓国家的概念。
六、 革命党如何救国以及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
孙中山民族国家观的演变：1895年，与陆皓东主张对外治标之策不同，孙中山主张以反满为本。1897－1898孙中山同意宫氏中日联合作为亚洲的盟主抵抗西方列强的主张，并认为为了防止列强注意，要隐藏自己的这一意图。1902年的谈话则从策略角度认为“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视其规摹远近而已”。1905年确立三民主义，要解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第7条材料1912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则认为领土之统一，应包括满蒙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革命之时，孙可以考虑拆散中国各省独立，也可以认为可以在谋本部谋藩服谋大洲间选择革命的策略，而革命成功则其考虑又不一样，比如1912年孙就倡导要保持领土之统一，由原先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观念变为倡导五族共和，各族都属于中华民族的主张。另外根据其他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认为可以保持对外开放，也可以允许外人投资借外债。但前提是必须收回领事裁判权关税等权，且等时机一到必须收回租界。
革命党与日本的关系：章认为“运械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可以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尝无其地也。略得数道，为之建立政府，百度维新，庶政具举，彼外人者，亦视势利所趋耳。未成则欲取之，小成则未有不仞为与国者”第二条材料章认为革命求助外人是处于策略考虑，所谓“利害”并非“是非”。
下面几条材料则说明孙从1907年一直到1917年都不惜以满洲的权益去换取日本的支持。而在1920年则在报纸上明确表示应废弃21条，不能让日本割让中国的青岛。
以往论者常以孙中山爱国不爱国为争论焦点，但是应该关注的是在近代何所谓“国”本身就处于一个多种观念不断辩论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在此转型时代所谓“国”的观念是变动不居的，尚未“定于一尊”。明了于此，再将孙中山此时期的行为放在时间的脉络中考察，我们会发现所谓1915年中日盟约问题并不显得突兀，因为在此之前和之后，他一直有着以满洲权益去换取日本的支持的实际行动。更关键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在1907—1917年之间在野的孙中山出于革命策略的考量是不惜牺牲满洲权益等来换取日本支持的，但1912年间一旦孙中山处于执政地位，他的公开言论马上有所不同，认为待国力强盛必须控制满蒙，否则中国则无法立足于世界之上。再者，有论者已指出人物思想与人物言行之间的关联曲折复杂的程度远非决定论所能概括。因此无论用人物言行去推断人物的思想认识，还是以思想认识判断人物的言行，都可能会犯简单化的错误。从这一角度来看无论李吉奎还是俞辛醇的观点都没超出思想认识论的框架。个人认为1920年孙中山开始公开宣传反日言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公开与否。我们知道正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国民外交开始取代以往的秘密外交，以学生运动为标志的民族主义进一步蓬勃兴起，孙中山显然受到了此运动的影响。（其实稍前其对新文化运动就有所回应，在这一时期的言论中我们会发现他有多处强调进行群众运动的主张）另外如结合政治人物的谋略角度来揣度，或许认识会更进一步。比如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在历时数月的谈判交涉期间，袁世凯政府一改过去的秘密外交方式，有意识的向英美使馆和北京的中外报界透露这一消息（还曾刻意泄漏孙欲签订中日盟约的消息），以寻求英美对中国的支持。果不其然在谈判期间袁世凯受到英美两国“暗助甚力”。且由于这样的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反促成中国举国团结的精神，直到袁接受日本要求，“人心始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人物已经有意识的采用向报馆泄漏消息的办法来为自己获得政治支持。同时稍后袁将中日盟约泄漏给报馆，也是为了攻击政治对手“卖国”以便自己获得民众道义上的支持。总之在北洋时期民族主义在政治角力中已开始有意识的运用。同理，孙在1920年开始公开反日言论（但之后私下里仍寻求日本支持），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宣称“反日”可以使自己获得道义上的支持，尤其是可以获得新兴的学生势力的支持。
参考书：
马嘎尔尼《怀柔远人》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近代的尺度》；《戊戌变法史事考》
杨奎松：《开卷有疑》
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
俞辛淳：《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
郭卫东：《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
孔祥吉：《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激进时代的文化与政治》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湾联经）
李孝悌：《清末下层启蒙运动1901—1911》
梁启超康有为文集及章太炎文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