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X：

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信。

关于X X镇反杀人数字其实还是有公开的记录的，你可以看一下X X X主编的《X X省公安史辑要（1949－1990）》（X X ，X X 省公安厅1993年，第17－31页）。尽管该书中关于镇反三期杀人数字记述不大一致，一个25588，一个25385，但总数字都比22000还要多出3000人以上。至于捕人数，那就和你所看到的数字差得更远了。按其书中公布的数字，当年杀关管就有超过10万人，这还不包括那些捕后又放掉的人员。自然，这里面也基本上不包括土匪等其他镇压对象的数字。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查阅资料的一种方法，就是要尽可能全面地查找各种相关的书籍和文章，包括回忆录、大事记等。因为即使像镇反运动杀人数字这样比较敏感的问题，有时候也还是会在官方出版的东西里面出现的。像我上次写上海第一期镇反数字的时候，就是因为只相信档案馆里查到的和我在报纸上统计的资料，忽略了《上海通史》上同样根据档案透露出来的资料，结果少计算了1000多人。

你对中共与工人关系的感觉应该是对的。其实我上次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即中共从农村到城市中来，从依靠农民转向主要依靠工人，这个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开始时它确实有过全面依靠的打算和做法，像最初在北方进城时大搞所谓斗争清算，就是照搬农村打土豪斗地主那一套，想用均贫富的办法来争取工人和贫民，结果是城市经济弄得一塌糊涂。以后强调新民主主义和统一战线，改取社会政策的改良办法给工人生活以保障，看起来工人得的少了，实际上和破坏了经济生产，造成工人失业，政府再来救济相比，未必得的少。这种强调劳资两利的做法，经过党政工会多方宣传，和早期一些城市经济受损失的经历，多数工人也都接受了。你所说的民主改革运动，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产生出来的一种旨在提升工人地位，贯彻阶级路线，同时又不致伤害资本家的策略手法。作为一篇硕士论文，只要档案馆里的材料足够完整的话，着力于说明中共在X X 工矿企业发动民主改革运动的目的、经过及其结果，应该是可行的。但是，如果就以后博士论文和一个时期较大的研究方向而言，这个题目的局限性也比较大。因为，它在中共进城后贯彻阶级路线的长过程中，更多的只是一种牵就于当时形势的很特殊的策略手法，不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其实，你的来信已经注意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中共与工人关系的问题：从土改、镇反到三反五反和社改，中共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了工人阶级？注意到这一点，势必会引申出另一个疑问，那就是：如果50年代前半期中共还没有真正和工人阶级结为一体的话，那么在它根本取消了工会组织的半独立性之后，它此后又是用什么方法来验证自己的政策是否真正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呢？换言之，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在了工人阶级阶级意志的基础上的呢？由此也必然会引申出更进一步的问题，比如：在一些具体做法上依靠工人（群众）是否就等于是依靠工人阶级？符合这一部分工人的利益，是否也一定符合其他部分工人的利益？如果说中共的政策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那么这个根本利益又如何检验和靠什么来检验呢？更重要的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阶级”是否就等于是无产阶级？或我们经常所说的中国的无产阶级（雇农也算无产阶级，贫农还是半无产阶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类比马克思所强调的产业无产阶级？即使它们中的一部分可以类比的话，中共又是如何具体区分这一部分工人和其他部分工人利益及其意志的不同，并通过政策来体现其代表性呢？毫无疑问，继续深入下去的话，还会有很多问题需要向自己来提出，引发自己进行思考。即使你认为目前还不必去考虑诸如无产阶级是否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或它是否真是生产力发展到顶点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这样宏大的理论命题的话，你至少也还要考虑政党的阶级性问题，以及革命党和执政党在“代表性”问题上的区别之类的相关话题，并得出你自己的比较确定的看法。否则，要想建构一个较大的研究方向，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我意，如果仅仅从硕士毕业的角度，你尽可以去就一个省内的民主改革运动去搜集资料和做一篇以叙事为主的论文，但是，如果你想着以后的研究的话，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尽可能地思考一些更大的理论性命题，争取在意识形态的解读方面有一个宏观些的思路。这不仅可以为你今后的研究开拓道路，而且也会使你在写这样一个小题目时，自觉地在其中注入一些理论性的思考线索。

至于你信中所说的土改问题，恐怕远不是你目前了解的那样简单。今天围绕着土改问题，已经有了不少深层次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使对于一个沿袭北方土改经验的南方的省，也是一样，需要许多研究者来参与和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工作。今天许多研究者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的一系列关键性思考是：为什么我们当年一定要采取那样一种激烈的革命方式来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和台湾以及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土改经验相比，从长远的效果来看，我们的土改方式在哪些方面是成功的，在哪些方面是失败的？换言之，是不是中国绝大多数地主都像南霸天、黄世仁那为富不仁，罪大恶极，非杀不足以平民愤？是不是中国所有地方都有一样多比例的地主富农，都必须要按比例在农村中划阶级并实行那样激烈的剥夺政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当人们今天发现刘文彩收租院之类的故事纯属演绎；发现一些当年被否定地主官绅原来竟然“乐善好施”，在地方上颇得人望，如今又成了地方上颂扬的对象；发现许多被毁的房屋、庙宇、墓地、碑刻、字画……，不仅价值连城，而且乃国之瑰宝或中华文化之重要见证；发现过去因逃去香港、台湾和国外而没有被杀掉或被管制的农村富裕人士，如今大批回国投资，党政官员趋之若鹜，如此等等，人们难免不会提出疑问：过去大量从肉体上消灭农村地主、平分财富，以及把留下的农村富裕户的成员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做法，是否是最好的一种政策选择，以及当时为何不能有其他的选择？如今有类似疑问的人很多，但要回答上述种种疑问，必须要做相当广泛的具体的实证的调查，要有相当多的人把那些当年被用来证明土改正确性的各种统计资料，与民国时期各个方面，包括日本人所进行的大量土地和地政问题的调查统计资料，与今天的实证调查资料，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具体地进行前后对比和研究。我看过一些个案的调查成果与研究论文，也听到过周边同事，包括你的老乡所讲他们村里根本没有地主却硬是划出地主来打的情况。但是，目前这些个别的调查和少数个案的研究成果，却还只能加强我们的疑问，不能使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对以往的政策得出总体肯定或否定的意见。历史学家的科学和严谨，就在于它的结论需要由点到面，由个别到一般的大量证据和在此基础上的研究的支撑，而不致过于草率、武断和偏听偏信。严格地说，中国革命带有太多农民革命的特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改变，最典型地也表现在农村。我们要想解释中国革命的价值、意义及其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或者可以忽略城市工人的作用，却无法忽略农村和农民。从这个意义上，我个人可能更感兴趣农村的话题和研究。

好了，又写了一大通，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