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台北，就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嘴里提到什么“男生”、“女生”。在我的印象里，“男生”、“女生”的概念只是针对在校的年轻男女学生而言的，但在台北，人们却经常拿它们来泛指男人、女人。一次在中研院近史所招待日本东京大学著名教授滨下武志的晚宴上，听着某位教授“你们男生……”、“我们女生……”的说个不停，看着在坐头发花白的诸多教授，不免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以后，我和台北的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而她们的解释很简单，用“你们男士”、“我们女士”太过严肃，用“你们男人”、“我们女人”不够文雅，用“你们男的”、“我们女的”也嫌不甚礼貌，于是人们会把学生时代的这种用语沿用过来，既可以给人一种亲切感，也可以让人感觉年轻。于是，在台北停留一个月以后，我发觉自己在习惯性地提到“男的”、“女的”的时候，有时候竟也会突然停顿下来，想一想要不要换个更雅致些的说法。
提到“男生”、“女生”，我不由得会想到那些在周六周日一早就背着书包，赶往各个补习班的孩子们。台北孩子们补习功课之盛行，从台北市大多数汽车站牌的广告都是补习班广告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周末的上午，台北的商店多半要到11点左右才会开门，而在街上三五成群去上补习班的孩子们就成了周末上午台北特有的一道风景线。和前几年大陆上中小学一度盛行过的什么这个班、那个班相比，台北这里只是不允许学校借办班来创收而已，但孩子们的负担大概是一样的。
台湾重视教育，我在1995年访问时就有所耳闻。当时一位县里的官员很自豪地介绍说，他们不会让一个孩子失学，哪怕在某座偏远的山上只有一个小孩子，他们也会派老师去为他上课。政府其他的钱可以少花，教育的钱不能省。对教育的重视，甚至会反映在汽车站牌上。我住文山区政大时，经常会坐236路公共汽车，全程37站，以大中小学校命名的车站就有12个之多；住南港中研院时，坐205、276路公共汽车，全程50余站，以中小学校命名的车站不少于10个。我在台北市公车导游图上约略数了一下，以大中小学校命名的台北的公共汽车站竟有百分之十几之多。可以想见，就象台北餐馆里喜欢标明“招牌菜”一样，既然学校都已成为某一地方或某一地段的“招牌”之物，它的校舍、设施自然也不会差。唯一让人感到有些遗憾的，是台北中小学校体育设施虽然齐全，也从未见过学生们跑到马路边去上体育课，但我所见过的学校大都没有足球场，反倒是并非本地人特长的蓝球场随处可见。影响到世界杯足球赛时，台北的大小“男生”、“女生”们反映平平，以致台北的电视台也仅仅在半夜以后才会有那么几场关键场次的转播，其他评论、分析、精彩进球……等，一概没有。结果，那些天我只能想办法在新闻节目里去找比赛结果，让人扫兴。
其实，在台北，孩子们玩的时间也还是有的。小学升初中的考试早已取消，初中升高中的考试据说也在取消之列，最后剩下的就是考大学了。而整个台湾今年的高考升学率已经高达70％左右，用那些我在台北的朋友的话来说，如今的孩子只要能进考场，想要不上大学都难了。在这种情况下，相信孩子们的学习压力不应当很大。当然，升学率如此之高究竟好不好，即使在台北也是人云亦云，尤其是那些当年奋力打拼才考上大学，如今已是教授级的“男生”“女生”们，通常会用一种不屑的口吻谈论如今那一所所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大学。由此可知，那些把周六周日花在补习班上的孩子们，心里想的大概并不是要考上大学，多半是想要考上理想的大学，甚或想到国外去读书，以便将来能有好的出路。
不管升学率过高好还是不好，台北的孩子爱读书给我很深的印象。在我去过的国家和地区，印象最深的是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那里的人乘地铁一多半都会读书或看报。我就算是比较爱读书的人了，但我向来还没有养成抽空儿在车上看书报的习惯。除了俄国以外，台北的年轻人爱读书也令我有些吃惊。
台北的书店很多，最大的如“诚品”，不仅规模大、联锁多，而且设计布局都别巨匠心。“三民”、“联经”等规模也不算小。至于其他各种名目的书店，乃至租书店，在台北就更是星罗棋布，给人一种遍地开花的感觉。尤其台北车站附近的重庆南路上，要数清楚那里大大小小的书店、书局和图书公司的牌子都难。
我在国内经常逛书店，到海外公干也喜欢去书店转转。到台北后，习惯依旧，一赶上双休日，不论有无应酬，我通常都会抽时间到书店去看看新书。第一个周日依照朋友的指引，来到台大附近的新生南路，一连进了五六家书店，发觉家家都人丁兴旺，而且颇多少男少女。由于那里临近台湾最有名大的大学，故以为可能有些例外。因为台北的朋友也说目前台湾的图书市场不很景气。想不到后一个周日自己去重庆南路，一连进了七八家书店，给我的感觉依旧是门庭若市，而且触目皆是二十岁上下的小“男生”、小“女生”。一次应酬前后两次同进一家书店，竟发觉有些小男女竟三个多小时没有动地方，只是姿势略有变换而已。
以后去台北大小书店的次数多了，对此也就习以为常了。因为台北的书价较高，碰到那种想看但又没有保存价值的书，我有时也会在书店里站到天昏地暗才离开。回到北京，我又再度几次进出书店，比较感觉，发觉果然不差。一是我们的书店如今比台北冷清许多，二是北京书店里的人大多是中年人，把周六周日花在书店里的年轻人少得可怜。不管台湾的教育导向是否尽如人意，如此多的年轻人喜欢读书，仍旧令人羡慕。
比较台北的书店与北京的书店，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英文版图书通常有一定的市场。我这里所讲的英文版图书，指的是由欧美国家的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读物，它们在“诚品”这些较大型的书店里，竟然也有较多的读者和稳定的销路。严格说来，台湾岛小多山，又没有理想的海滩，旅游资源十分有限。在台北两月有余，从未见到过在北京经常可以见到的成群结队的外国观光者，零星在闹市见到几个外国人，也以黑人为多。因此，这些外版书明显地不是卖给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
外版图书站得住，除了价格上与台版书相差不多外，最重要的原因大概还是因为台北的“男生”、“女生”中能够阅读英文书的人比例较高。这一方面可能与台湾重视高等教育有关，另一方面大概也与台湾人出国留学的风气较盛有关。
台湾留学的风气一向很盛，五六十年代台湾经济还很落后的情况下，留学就是许多台湾人的梦想，并且从此一去不回。像如今在美国各大学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华裔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其中相当多数就是当年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后留在那里生活的。台湾留学生大批开始回国工作，也是近十来年的事情。因此，台湾虽然没有经历十年“文革”，它的学术界却也存在着“断层”的现象。近史所有成就者要不然就在60岁以上，要不然就是50岁以下，50多岁留学归国的很少。
大陆的出国留学热大约是在八十年代才兴起的。十几年来，大多数出国留学者也都留在了国外。为什么，记得几年前一位在学术界颇有名望的老先生夫妇俩均患重病，唯一的儿子抽空回国尽孝，问及今后的打算，表示仍要回去；问其是否有适合的工作，答曰所学专业在英国找工作甚难，仅在餐馆打工；再问何不回国工作同时也可照顾老人，答复是：孩子已经不适应回中国的生活了。不过他最后又意外地补了一句，说：“其实，在英国打工不像你们想象的，收入不低，我家就有两辆本田轿车，双排汽的。”由此也可以想象到当年台湾人为什么大多选择在海外生活。
不过，八十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已相当发展，物质生活及研究条件极大提高，再加上在海外谋职因大陆留学生多，更占优势，回台者逐渐增多。仅近史所，年轻一代研究者当中，就有一半是从国外拿了博士学位回来的。各大学的教授中，也有相当数量是这种情况。由于“洋博士”多，再加上这些年本省培养的“土博士”也与日俱增，外语程度高在台北这种政治文化中心地区自然不可避免。在台北开会，你不时会听到那些年轻的主讲人嘴里蹦出一两个洋文来。多少有些让人纳闷的只是，嘴里洋文蹦得多的，多半都是些“女生”。
此次台北之行，“女生”雄起给人强烈印象。由于各机关多年来实行考试录用制，在台北你大概不会听到如同大陆那样的抱怨，说是招收单位重男轻女。在台北现在令人担心的怕不是重男轻女，而是重女轻男了。因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女生”在考试方面的特长经常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致不少“男生”名落孙山，过去男性为主的机关渐渐已成女性居多。以国史馆为例，近100名左右的正式工作人员当中，如今“男生”人数仅占四分之一强。
“女生”雄霸一方的局面，已不仅仅是在国史馆。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师范大学等大学文史专业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班中，“女生”人数如今也往往超过了“男生”，有的老师会慨叹：他的课堂上清一色是“女生”！就连中研院近史所这种过去从来是“太史公”们指点江山的地方，如今也一分为二，成了男女平等的好去处。除去10位左右六十以上的老先生，其余近40位年轻些的研究人员一半已是“女生”。有时开学术研讨会，你会发现在报告人连同听众当中，“男生”之少几乎快成了点缀。我在国内国外参加过许多学术会议，这种情况从未见过。
“女生”阵容如此发展，究竟利弊如何？我在台北多次提出过这个问题。听到的意见也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被我问到的人，至少有一半表示，“男生”未必比“女生”强。而这并非只是“女生”的看法。在台北的史学界，巾帼不让须眉以致于此，令人称绝。然而，想想近几年来大陆文史学科“女生”也渐增多的情况，我有时候真会怀疑，台北是不是真的领潮流之先了。日月轮回，也许百年之后，史学泰斗真的应该不是“太史公”，而改“太史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