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的腾飞发生在最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除了日本是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以外，“四小龙”中的韩国和台湾都是七十年代中期崛起的，它们中间差了十几年的时间。正是这十几年的差距，就有了我们十年前经常能够看到的情况：来中国旅游的老人中，韩国和台湾的劳动者居多，他们还不大会保养享受，并且许多人至今还在辛勤劳作。这种印象在台北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因为我发现，不少台北学者和年轻的博士、硕士，都是“红五类”出身，他们的父辈虽然有些已是腰缠万贯，却至今也不会养尊处优，依旧过着典型的“劳动人民”的生活。
说如今不少年岁大的台湾人腰缠万贯，大概并不过分。在台湾，“荣民”死后被发现藏有数百万新台币的新闻早已不新，甚至有报载，某些窃贼专以老年孤身的“荣民”为对象。在政大时，曾与单身宿舍的数位老人吃饭聊天，得知他们目前的月收入不过四五万，但每年都要外出旅游，跑大陆已是家常便饭，去过十几个国家的人不在少数。因为他们吃住在学校提供的单身宿舍，平时花不了多少钱，一年下来几十万，真的积蓄个十年八年下来，有个上百万元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些靠政府津贴过日子的公教人员尚且如此，一些土生土长有房有地的本地人，往往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受益更大。
几百万新台币是个什么概念？新台币和人民币的比值1998年上半年以前是3：1，亚洲金融风波开始台湾自己主动贬值，现在大约是4：1。也就是说，月收入4万元左右新台币，相当于月收入人民币将近1万元。而4万元，在台湾实在是很普通的收入。
台湾科研教学人员的收入是以级职为标准，外加工龄津贴等，同时每年根据各人工资增3％左右，一般人不大容易弄清楚其中的具体情况。但简单说来，以中研院为例，最低一级是研究助理，月薪约为2万元；往上是助理研究员，月薪约5万元；再往上是助研究员，月薪约为7万元；然后是副研究员和研究员，月薪都在8万元上下，相差不多。干到五六十岁，连工资带工龄津贴等加起来，最多可以拿到十一二万元。如果兼任行政职务，一般每月还可以另外拿到一两万或者更多。高校教师也差不多是这个情况。
政府公职人员收入情况相对要复杂一些。台湾现在实行文官制度，公务人员通常有三种考量标准，即官等、职等和职务三部分。官等由低到高分为委任官、荐任官、简任官、特任官四等；职等从委任官至简任官都算在内，最低一等，最高十四等。最低为书记官，属委任官，内分三四五各职等；然后是科员，又分五六七各职等，升至六职等即为荐任官；往上是专员，又分七八九各职等，科长一般为荐任官最高一等，即九职等；再往上就是简任官了，通常是主任、处长、局长之类的了。而这些主任、处长、局长之类就属于职务了。在国史馆、党史会这样的单位，除科、处、局长这些职务外，依照传统，还有助修、协修、纂修的职称设置，大约分别相当于高校的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助修通常为七职等，协修从八职等到十一职等不一，纂修最高也不过十一、十二职等。计算工资，是以职等高低为标准。在各职等中，一二职等的工资，月收入应该不超过两万元。三四职等大约有3万元左右，五六职等即科员一级可到5万元左右。到九职等，即科长和协修一级，月薪可达7万元左右。再往上处长、纂修一级，应在九万元上下。到十三、四职等的局长一级，每月拿上个十万以上不成问题，而除了工资外，凡担任职务者还按职务高低有相应的职务津贴可以拿。
台湾的公务人员要经过政府统一考试，通不过统考者，即使你是博士，也只能做雇员，而雇员的工资相对就低多了，并且很难改变，干上十几年仍是两三万元的并不少见。由普通雇员最低工资一两万元这个数字，不难看出台湾日常生活费用的状况。台北的物价算是比较贵的，但吃饭在台北花钱不算多，尤其是对于那些不住在市中心的人来说。中式自助餐在学校附近一个人一顿四五十个台币可以吃得不错，城里要七八十元。西式快餐如麦当劳之类的贵些，通常一餐不低于百元，折成人民币，比起北京来也差不多。吃一顿上好的牛排，不在市中心，几百元就可以，比北京还便宜。一般说来，在台北，如果有房子住，每个月收入一两万元，一个人维持生活应该说大致是可以的。
公教人员的工资收入不算高，但还有一些福利方面的待遇可以享受。已知的有专门为公教人员提供的低息贷款，如头期购买房屋、汽车之类。贷款利息只有3.5%，远低于一般贷款9％－14％的利息。同时，公教人员还可以享受公共保健待遇，俗称“公保”，看病住院基本上不花钱。当然，整个社会在看病方面，也已实行了全民健康保健制度，每人每月交三四百元，看病只要交50－100元挂号费，其他则不再收费，住院也只收取7％的费用，只是用药不像公保，限制多些。比较大陆现在越改普通人看病负担越重的“医疗制度改革”，其公教人员这方面的福利还是高不少。
我问过几位开始进入中年的朋友的月开销，情况大致相同。即一个人一个月的花销，房屋贷款四五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养一辆汽车一万元，水、电、煤气各种费用及生活费几千元，不算其他消费，平均要两万元左右。当然，这是属于要还房屋或汽车贷款的。有了房子的，一个人平均每月开销1万多是正常的。一个三口之家，节省的月平均开销可以不超过4万元。也就是说，月收入最低的雇员，一万多台币一个月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成为公职人员者，收入超过2万元，日常生活应当没有问题了。对于那些工龄在十年以上，月收入已到达四五万的多数工薪阶层来说，两个人月收入近十万，相对就可以过得不错了。不仅可以贷款买房子，买车，拼上几年工夫还掉大部分贷款后，每月还可以存上个几万元，十年下来有个上百万元，应该不成问题。
这也就难怪，1995年大陆打飞弹威 嚇“台独”，闹得岛内人心惶惶，很多人花数百万新台币办移民加拿大、新西兰等。原来以为这些移民者都是台湾的富裕阶层，到台北后才了解，原来其中有不少还是公薪阶层的家庭。中研院、国史馆这样的清水衙门，都有把家人移民到国外去的，现在每年利用休假来回跑，开销不小，但也还支付得起。同样的情况，台湾公职人员的家庭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的也不少。记得1992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问过亚洲中心主任范力沛教授，为什么他们中心的学生中几乎没有大陆来的留学生，他当时就告诉我说，这主要是因为钱的问题，学校需要台湾人的钱，台湾来的学生几乎都是自费来读学位的。
说中研院、国史馆这样的机关是清水衙门，只是说它们中的研究及编纂人员几乎没有以权谋私的可能，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像大陆的公职人员那样取得某些“灰色收入”。比如，赚取稿费之类。与欧美日本不同，台湾还是有少数学术性刊物是有稿费可拿的。可是，由于他们的收入较好，他们中多数人很少有人对稿费收入感兴趣，他们多半宁愿找那些没有稿费，而学术地位较高的刊物或出版单位发表自己的成果。这和大陆目前多数编研教人员的心理有较大的差别。
当然，台湾人的收入其实是很不平均的。用有些朋友的话，可以说是贫富悬殊得厉害，尤其是这几年，房价狂飚，公教人员，特别是那些近十年才工作，要买房子，又没有父母帮助的公教人员，生活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有一对年轻夫妇，月收入10万，刚积蓄到100万，就咬牙买了一处三室两厅的公寓，加上装修，总共借了800余万公教贷款和银行贷款，现在每月要还六七万元，就这样也要还上个一二十年，生活自然相当紧张。这还是咬咬牙买得起的。在台北，有一周的时间去阳明山的党史会看档案，每天坐他们的公车从山上下来，都能看见一片日占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平房，大概因为那里人口的密度太高，各家乱搭乱盖，十分拥挤，很像北京如今那些挤得不能再挤的大杂院。相信住在那里的人，都是买不起房子的。据说，在台北至今还有数千人月收入不足万元。特别是1998年经济不景气，失业人数大增，情况更糟，连市府招收清洁工都有近百人报名。相反，在台湾，有些职业收入之高，令人瞠目。流行歌手、银行业主不用说了。一位私人医生月收入即可达到七八十万元，几乎十倍于教授的收入。即使是在台北公立医院里的医生，每月收入二三十万元也是常事。
普通的公教人员怎样才能致“富”？政大的蒋永敬教授曾经向我“传授”过一个经验，说是要乘经济起飞之际买房子。他的观点是，有钱与其存起来，不如置成房产。以他为例，60年代他贷款30多万新台币买了一处几十坪（一坪约合3.3平方米）的房子，十年后以100多万卖掉换成一处面积更大些的房子，再十年后又卖掉换成一处100多坪的新的二层小楼，价值已增至七八百万新台币。也就是说，他如今价值七八百万的房产，等于只花了当年的30多万。这的确是台湾人的一种经验之谈。因为仅从80年代末到现在，台北的房价就涨了七八倍之多，有不少台湾人甚至利用地价飞涨的机会，成为了暴发户。
当然，工薪族要靠此发财是很难的。毕竟，即使有点钱把房子买下来，自己住，也富不起来。关于致“富”之道，我在台北唯一“学”到的一着，就是办“互助会”，据说是稳赚不赔。这里不妨简单介绍给有需要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