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中共党史研究》上有了一些题材、内容和研究水平都堪称上乘的文章。首先值得一提的，当然是胡绳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与此同时，张化的《刘少奇的悲剧与悲剧中的刘少奇》、李向前的《旧话新题：关于中国改革起源的几点研究》、田松年和李可玉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写作动因新探》、丁伟志的《辨析国情、选择出路之争－对于“五四”过后发生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再认识》、鲁振祥的《毛泽东关于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限估计考略》，唐正芒的《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写作的主题思想考》等，也是值得一读的好文章。说这些文章好，无非是它们在中共党史研究上有了一些新的开拓，即在观点或史实的研究上颇具新意，可以在某些方面给人以新的知识或新的启迪。

我们评价一篇文章好与不好，首先要看它是否具有新意。但这并不是说凡是有新意的文章就一定是好文章。1999年第1期所载陈国权的《关于遵义会议研究两个问题之我见》一文，就很有新意。它提出，以往关于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说法是不对的，应该说：自1934年12月黎平会议起，到1935年8月毛儿盖会议止，周恩来都是处于“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直到毛儿盖会议后，毛泽东才取代了周恩来的地位，“成为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样的观点的确很新鲜，问题是文章竟然对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所谈到的“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这一事实不置一辞。陈云的提纲已经发表了十几年，有关张闻天（洛甫）在遵义会议后事实上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情况，至少在中共党史学界也早已成为常识，对此不做任何辨正如何就能提出周恩来的“核心地位”问题？严格地说，这样的文章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中共党史研究》上。

喜欢提出新的观点，或从理论高度大发宏论，显然是中共党史研究论文的一种偏好。但重论而轻史，同时又不注意严格把握所使用概念的历史内涵，任何新论都可能经不起推敲，或者可以迎合政治于一时，却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第1期刘永平的《中国共产党为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奋斗》、第5期胡凯的《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之比较》等文章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前者对“人权”的概念缺乏严格的界定，泛泛地把党的历史上所有谈到工农、人民、阶级权利的文字统统都等同于“人权”，而完全不理会党几十年来对“人权”问题在认识和理解上有过什么样的变化；后者同样没有清楚界定何为“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就展开论述，而且名为比较，实际上不过是把两者中相似的论述稍加罗列排比而已，结果是认定“长远目标完全一致”、“基本理论一脉相承”，读后让人几乎不知所云。道理很简单，如果真如作者所说两者并无多少差别，那又何必一个定义为“新民主主义”，一个定义为“社会主义”，50年代的那个“过渡”岂不更是多此一举？（莫非作者的意思是想要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就是“新民主主义”？）

总的来说，1999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出了一些好文章，因此也多了一些朝气。包括新辟的“探索与争鸣”、“热点聚集”和“海外来鸿”之类的栏目，都有助于活跃研究者的思想，促进学术交流和探讨的进一步开展与深入，应该坚持下去，争取办得更好。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这一年里谈意义、讲贡献、议作用之类的论说文比例仍嫌过大，一些文章过于空洞，水分太多，编辑选用文章有时从学术上把关不够。而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能够依据新的史料和档案进行深入的史实研究的论文实在太少，因此给人印象是有不少文章并不是论从史出。对此，其实今天相当多的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也已经注意到了。第5期张保军的文章中介绍的众多党史教师的看法就很值得重视。他们指出，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中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以论代史，论从论出非常突出。讲来讲去只是些条条，说服力很不够。宣教意图明显，史学功能不足。”我想，要想真正提升《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准，从而帮助提升整个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编辑部恐怕应该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重视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