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苏联人是不会凭白无故地把一个下了台的伪满洲国废帝白白养起来的。皇帝再笨，这一点还看得明白。他于是像当年极力表示效忠于日本人那样，开始竭力去讨好苏联人。他一面积极帮着苏联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指证日本人的罪行，一面把自己带在身边的价值近百万卢布的金银手饰主动送给苏联政府“作为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战后基金”。与此同时，他则三番两次地写信给苏联政府，表示感恩戴德。从1946年1月起，溥仪不止一次地向苏联政府表示了自己的这种强烈意愿。明明是罪孽深重，他却偏偏要大诉其苦，说自己生平“在腐败官吏、野心军阀，以及帝国主义者之包围压迫下”，“完全陷在黑暗悲惨之环境内”，“身受蹂躏”，“呼吁无门，离脱无术”，所幸1945年苏联仗义出师，击破日本关东军，使他得脱日本军阀之桎梏，得精神上生命之复活。明明是害怕回国有生命之虞，他却反复声称自己是因为感激苏联，所以极愿能长期居住苏联境内，一方面得以研究新学识，一方面也便于对苏中两国人民之亲爱、团结和幸福“尽全心全力”。

    溥仪的种种表白与表现，自然是一厢情愿。对此，就连跟着溥仪一同被押到苏联来，家口却留在东北的张景惠等前“满洲国”大臣和将军们心里也明镜似的。他们再三劝说溥仪放弃留在苏联的幻想，并且热切地关心着国内战争的局势，以寻找减罪的机会。然而溥仪对这些劝说始终无动于衷。用他的话来说：“无论谁胜谁败对我反正是一样，都会要我的命。”

    眼看共产党胜利在即，张景惠这些人再也沉不住气了。1949年4月1日，毛泽东给北平守将傅作义的电报提出，国民党政府文武官员只要“认清是非，翻然悔悟”，“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消息传到集中营之后，他们很快就甩开溥仪联名起草了给中共领袖毛泽东的致敬信，表示愿意回国，以求自新。函称：

  “张景惠和与他在一起的人们，心中热血还未冷却，对祖国还依然有爱慕之情。我们在冷静地思索自己过去的错误。我们懂得，在满洲国工作的14年时间里，我们是在为下流的走狗——叛国者们效劳，尽管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知道，我们为虎作伥，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不可思议的灾难；我们明白，纠正自己的错误已不可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在长达20年的政治军事活动中，犹如盲人骑瞎马，误入歧途，而自己反以为正确。
    现在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内战的硝烟之中。我们仰望南去飘往中国的白云，想到不能与中国人在一起，不禁潸然泪下。
    从1948年12月开始，苏联报纸不断报道，满洲，然后是华北，相继完全解放。
    中国如此之快取得胜利的原因，当然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群众的心愿，所以人民到处欢迎解放军，到处支持解放军。现在可以指望将很快解放全中国。
    我们阅读了您4月1日给傅作义将军的回电，您在电报中指出有罪和无罪的界限，指出了该走哪条路，给了我们完全自新的机会。
    我们认为，在和平代表大会之后，中国会在极短的期限里顺利地实现全国和平。这将是我国人民的幸福!
    我们，张景惠和其他人，尽管在祖国大门之外，但也不能不为中国的光辉前景感到欣喜。我们对带领中国共产党前进的中共中央主席表示深深的感激和祟高的敬意。
    如果给我们提供回国的机会并保留我们的生命，我们发誓，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尽我们的公民义务。”

    张景惠等人公开表态要求回国，不能不使溥仪紧张起来。他也很快又给苏联政府写信，而且这回他干脆把申请书直接写给了“斯大林元帅阁下”，极其谦卑地表示自己是如何“爱慕”斯大林，声称他读了那些他在背后斥为“莫名其妙”，“不懂也不想懂的”“列宁主义问题和共产党历史等书”之后，已经“认识苏联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因此，他“最希望居住在苏联”。为此，他保证，他会“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

    没有人会相信溥仪的这些漂亮话。何况，在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结束之后，斯大林也没有必要留着这些伪满洲国的遗老们在苏联吃干饭了。中国新政府成立之后，苏联内务部很快就提出应当把溥仪等人，连同他们交出的金银手饰，一起交给中国共产党人去处理了。

    1950年3月，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委托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说明苏联政府准备把现押在苏联的原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随从和官员共58人，交由中国当局处理。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7月1日正式做出回应，表示准备接收溥仪等人。两周之后，中苏两国正式达成交接协议。

    刚一得知自己将要被送回中国时，溥仪的神经都差点崩溃了。他一度表现得歇斯底里，甚至扬言送他回去他就自杀。苏联看守人员似乎不了解溥仪的性格，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自杀的勇气，或者也只是为了预防万一，总之干脆把溥仪与亲属和其他被押官员隔离开来，单独看管了事。然而，溥仪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在1950年7月底被送达绥芬河车站准备交接时，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他，还没有忘记应该给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元帅留下一封感谢信，感谢苏联人在他留驻苏联期间所给予的厚待。

    让溥仪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他“这回又捞着啦”。带着死亡的恐惧回到中国土地上的溥仪很快就发现，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共产党向来不杀像他这么大的“反革命”。不仅不杀，而且还是好吃好喝好待遇，要拿他来证明改造政策的无穷效力。不难想象溥仪会怎样竭尽心力地来配合政府的改造计划。只是，我们过去似乎对把这个末代皇帝改造成“普通劳动者”一事的意义太过夸大了。这倒不是说，1959年把一个溥仪改造成“普通劳动者”的同时，有太多真正的普通劳动者反被送去改造，二者的反差太大，让人难于理解。而是说，上面所举的种种事实已足以说明，这个为了权位，不惜做日本人的儿皇帝；为了求生，不惜想方设法讨俄国人欢心的溥仪，面对强势的中国人，他又如何会不表现得谦卑和顺从呢？这种改造，本来就不会遇到多大的阻力。我们在这里更应当关心的是，为什么这种看起来高高在上，曾经让老百姓充满敬畏感的专制国君，皮囊里包着的竟然只是几根软骨头？联想到慈禧辛丑年间不可一世地对各国政府宣战，转瞬即落荒而逃，然后马上就回过头来向列强摇尾乞怜，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那付丑态，我实在怀疑，如今被我们的电视剧当成领袖楷模来写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之流，事到临头怕也不过如此。至少，有一点不会有错，那就是，一个专制封闭的政权结构，终究是会堕入近亲繁殖的物种退化泥潭而无以自拔的。无论始祖皇帝如何了得，其一代不如一代，势不可免。溥仪之如此，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