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幸读到胡绳先生生前最后几年为编写《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而进行的十次谈话。[1]（此谈话于胡绳先生去世后始得发表，以下姑且称之胡绳遗稿。）读过胡绳遗稿，读者可以清楚地发现，胡绳先生生前最后几年一直在努力尝试着从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近代历史。自改革开放，邓小平明确提出生产力标准，举国上下以实现现代化为奋斗目标以来，在历史学界主张应当以同样的标准来反思和检讨近代历史者，胡绳先生可谓倡其先者。他今天所做尝试步幅之大，甚至又大大超过了他以前曾经提出的一些看法。[2]而在刚刚发表的胡绳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十次谈话中间，最为引人注目的，也是其贯彻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明白地告诉人们：中国革命客观上就是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3]这大概是胡绳先生临终前几年，反复研究，深入总结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之后，所得出的又一个十分新颖和大胆的结论了。
胡绳先生是怎样说明他的这一观点的呢？概括言之，胡绳先生认为：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中国这种落后的小农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进步的道路”，也是得到广大中间势力和中间阶层同情和支持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不通。”“因为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干预，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没有能力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国民党之所以在大陆会失败，正是因为它与帝国主义和封建[4]势力有着太过密切的联系，它只能在基本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自然发展不起来。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胜利，则恰恰是因为它坚持彻底反帝反封建，推倒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座大山，毛泽东又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上篇与下篇的关系，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肯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因而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有效地争取和联合了广大的中间势力。[5]
胡绳先生的这一观点与我们过去传统的说法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过去我们通常是以1949年划线，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1949年以后就是社会主义的了。为什么不经过资本主义，一步就跃进到社会主义？理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由此出发，中国近代史自然也只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分水岭，用胡绳先生概括后的话来说，就是“五四运动以前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好的；‘五四’以后不是了，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再主张资本主义，就是反动的了。[6]殊不知，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的社会性质其实是新民主主义的，在迈进社会主义之前，经过这一过渡阶段是完全必要的，1955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原定15年的过渡期一下子缩短为一年半，多少犯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错误。[7]这也就是说，中共中央早已明确肯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迈进社会主义之间，是有过并且也是需要一个过渡阶段的。说中国不应该经过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宣称中国实际上一步就跨入了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
强调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迈进，客观上需要一个中间的过渡阶段，这是与毛泽东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密切相关的。新民主主义说的核心之点就在于，承认并且肯定落后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必须首先通过加速发展生产力造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而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要想迅速发展生产力，也只有通过自由贸易、开放经济和充分借鉴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帮助，才有可能。一句话，“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8]但是，承认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一个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生产力的过渡时期，这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我们过去对历史的解释多少有些简单化，需要有所改变。显然，胡绳先生极为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在谈话中说，不能简单地认为五四运动以后资本主义已经没有前途了。尽管客观上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制，资本主义仍旧是中国当时条件下社会发展的重要选择之一，并且是受到足以影响国共两党命运的广大中间势力的欢迎的。不仅如此，“五四”以后的中国也并不是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了。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既反帝，又反封建土地制度，资本主义发展就有了条件”。“如果一直搞下去，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最后阶段，搞了“双十协定”和政协五项决议，共产党是准备付注实践的，当时在内部就明确讲过以后要准备用选票代替子弹了。“如果协定实现了，政权当然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只能是搞资本主义”。“结果，国民党撕毁了协定，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9]
为了印证自己的这一观点，胡绳先生在谈话当中还反复举了中间势力的态度变化为例子。他指出：过去讲这段历史，动辄就是国共斗争，其实，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只是社会的两极，“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正如胡乔木说过的，“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而“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27年国共分家，中间势力为什么拥护南京政府？就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国民党能够统一中国，从而便利中国走向现代化。抗战结束后中间势力为什么逐渐倒向共产党一边，也正是因为他们注意到蒋介石“不但要反对共产党，而且要反对民主主义，这样他当然不可能去搞资本主义化”。相反，“这时中共这边毛主席已自觉地提出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这就极大地满足了中间势力的愿望。因此，胡绳先生的观点很清楚，那就是：“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五四运动以后，问题并不在于谁讲资本主义，谁讲社会主义。问题在关键在于谁能真正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那时候，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他们最后所以选择了共产党，正是因为他们最终发现不能再指望国民党，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有可能迅速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因为国民党既不能彻底反帝，也不能彻底反封建，不能真正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和土地问题，因而也就难以帮助中国资本主义顺利发展。只有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共产党才能真正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和土地问题，从而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