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篇谈话记录稿，生前又未能经过作者修订校正，胡绳遗稿在文字表达、观点概括以及史实说明上，可能存在着某些不十分准确和严谨的地方。这是需要首先加以说明的。比如，在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面对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物欲横流、弱肉强食和危机四起的混乱状况，中国广大中间势力，亦即胡绳先生所说“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以及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是否主观上倾向于认定资本主义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恐怕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至少，根据笔者多年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体会，情况似乎并非完全如此。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代，注意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帝国主义列强围攻、封锁的重重压力之下，自力更生地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稳步迈向现代化的情况，中国不少中间势力的人士和党派团体都曾对社会主义抱以某种程度的同情与向往。一些中间党派还在自己的政纲中鲜明地写上了社会主义的未来目标。[11]1949年新政协召开，讨论《共同纲领》时，也主要是一些民主派人士积极主张应当在文件上写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12]换言之，即使在1949年以前，中国究竟是通过资本主义来实现现代化好，还是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现代化好，就广大中间势力而言，也还是一个引起相当争议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舆论中存在着不喜欢资本主义，同情社会主义的倾向，也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不论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与共产党人后来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多少差异，共产党人的胜利未必与其自身的社会主义标志毫无关系。泛泛地谈论中国中间势力“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观倾向，容易造成谁能够实行资本主义，中间势力就跟谁走的印象。比较胡绳先生生前最后几年撰稿并亲自审定发表的谈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相关文章，似乎不能认为这就是胡绳先生的本意。
那么，胡绳先生在这里想要说明的主要意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胡绳先生讲话的前后逻辑，我们不难发现，他这里所强调的，其实并不是“主义”问题，而是走什么道路才真正有助于国家富强的问题。换言之，在他看来，在二十世纪前半期，摆在中国志士仁人面前最大的问题，只是如何使积贫积弱的国家能够迅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重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围绕着“主义”问题的争论，更多的不过是在方法和手段问题上的见仁见智罢了。在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方式，在推进国家现代化方面均各有所长，影响到中国的中间势力只能依据耳闻目睹的体验。有倾向资本主义方式者，有倾向社会主义方式者，也很自然。在这里，影响人们选择倾向的主要因素，更多的只是在于采用哪种“主义”能够在中国以最快速度，花最少代价实现现代化。诚然，由于教育背景、利益关系等等的影响，人们对于所需付出代价的心理承受力会有很大不同，这正也是胡绳先生更强调中间势力“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的重要原因。但无可否认，这里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什么主义，即像胡绳先生自己所说：“在‘五四’以后，问题倒不在于谁讲社会主义现代化讲得厉害，到底是主张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关键在谁更能便利中国走向现代化。[13]
“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这是胡绳遗稿中所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样的观点，自然也不是胡绳先生自己的创造。就像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观点一样，它们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并不因为其一穷二白就更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列宁早就告诫说：“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是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而“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14]毛泽东也公开讲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一个资本主义而不可得”。俄国尚且如此，更何况落后得多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否则，“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5]
但是，“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却未必是一个准确的科学概括。[16]这是因为，这里所讲的“资本主义”不具有确定的内涵。它是指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指资本主义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力？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其自身早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看到“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乃至列宁当年所谈论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究竟何为资本主义，何为社会主义，在今天无疑是一些需要重新深入探讨的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承认传统的对资本主义概念的定义，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历史实践之后，也没有谁能够简单地断言，推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只有靠资本主义私人资本自由竞争的一种方法，靠社会主义国家积累计划经济的方法，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条件下，就一定毫无效果。十分明显，当年列宁和毛泽东谈到需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也只是着重从经济的角度谈问题的。因为每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都了解，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社会成员的基本成份还是农民的落后国家中，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出发，即使共产党能够造成进入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如果不能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社会主义也只能是空中楼阁。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宣布进入社会主义30年后，邓小平还在反复告诫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还不够格”，必须要等到生产力高度发展，“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17]
如何才能有效地迅速发展生产力呢？这才涉及到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然而，在共产党人看来，这却更多的只是一个手段问题，不过是学习、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一切有效方法而已。无论这种认识正确与否，胡绳作为共产党人，自会得出在他所谈论的那个时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最便利也是最容易见到成效的方法，就是坚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道路的观点。即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保持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使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18]从这样一种分析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对胡绳先生来说，说“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确不如说“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更准确一些。虽然，胡绳先生所谈到的“现代化”，的确是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为标志的，它并非可以通过自发的方式或由外国和平输入来轻易完成，非根本变革整个社会关系以及生产关系不能有所建树。所谓“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亦即为此。但“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与“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这两个断语的着眼点却大不相同。前者是着眼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后者却是着眼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事实上，即使从共产党人的观点来看，150年来，不仅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概念严格界定起来相当困难，而且是否能够创造出适合资本主义水平的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有利社会条件，也未必一定要照搬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中共建国初在经济恢复与建设方面的成功尝试，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六七十年代经济的腾飞，都不同程度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