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充分体验到生产力在社会和国家发展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之后，今天多数的中国人显然都会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中国的前途，乃至人民的福祉，必须首先取决于它在彻底告别农业文明，实现现代化方面，能够以怎样的速度赶上世界次发达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不论我们是否完全赞同胡绳先生使用的历史概念和他对历史的解释，我们还是很容易理解胡绳先生生前最后几年所极力尝试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历史的用心，并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毕竟，现实生活早已清楚地向历史学家提出了理应由他们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即何以用了150年的时间，中国至今仍然远远落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后面？为何中国近20年的发展速度，竟远远超过了过去的100多年？为什么中国不能早些走上更适合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呢？然而，迄今为止，普通的中国人还只是在根据自身的体会和经验来得出个人的看法，还没有哪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能够有系统地为读者提供有充分历史依据的答案。

现有的近代史专著不能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的着眼点往往只是停留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没有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它们所关心的并不是站在今天历史高度的人们正在关心的问题，而仅仅局限在特定时期的特定矛盾冲突的表象上面。像过去近代史研究中经常讨论的“一根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高潮”，像近、现代史争论中究竟应当以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作为近现代史的分界线，还是应当以新旧中国的更替作为近现代史的分界线；像今天许多学者坚持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现代史只能以阶级斗争为考察的主张，反对突出现代化的需要，甚至把革命问题与现代化问题对立起来，如此等等，都清楚地表明，我们目前的近代史教学和研究所讨论的内容，还太过于偏重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问题，太少关注今天人们所关心的经济发展及其现代化问题。

偏重于研究中国革命，这是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所使然。因为任何历史学家都只能面对历史已经提出的问题。但正如罗荣渠教授所说：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这种研究虽有必要，却过于偏狭。罗教授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就此有过一段评论。他说：“最近大半个世纪中，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都是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被革命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研究的趋向性也是历史的现实运动的反映。近代中国被外国的侵略伤害得太厉害了，因此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但革命毕竟只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一个方面，况且即使要全面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不研究这一时期社会演变的诸侧面也是不深不透的。中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变革，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变革全局的研究。”[19]

太过于偏重特定时期的特定矛盾冲突，也无助于贯彻共产党人所强调的唯物史观。因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只有把复杂的政治斗争还原为社会最基本的矛盾状况，才能够发现历史的本来面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具体地解释过他眼中的社会革命的发生原因。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在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0]在这里，马克思的看法很清楚，即物质生产力直接决定生产关系并进而最终决定一切社会关系，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1]，并且是一切思想和社会趋向的根源。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革命不过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一种结果。历史研究如果只是着眼于结果本身，只是重视社会关系的冲突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甚至只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看待一切，而不是“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22]问题，忽略了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的考察，不注意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就注定是片面而不全面的。

以过去中国近代史所着重的帝国主义侵略和专制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专制“两个过程”的研究为例。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问题，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专制统治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这种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的关系，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大量反映在上层建筑的领域内。研究这种社会的、政治的关系变动，仅仅着眼于其具体的矛盾冲突发展过程，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同样是解释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冲突，人们既可以从道德层面上来谈问题，也可以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谈问题；既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政治权利的斗争，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基于经济利益的捍卫与争夺。同样是谈论专制统治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冲突，人们既可以从阶级角度看问题，也可以从民主自由的角度做文章；既可以把它归结为农业文明之必然，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几千年历史文化与社会矛盾的一种沿习。站在不同的角度，做出不同的解释，人们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难免会有不同。问题是，究竟哪一种解释真正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这些矛盾冲突存在的客观历史根源，从而深刻理解中国革命发生的客观必然性呢？显然，如果人们真的想要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研究历史，就绝不能只满足于简单地描述这“两个过程”，而应当按照列宁所说的那样去做研究，即：“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23]

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就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还原过程。但没有这样的还原过程，至少在马克思看来，是无法发现历史的本象的。而看不到历史的本象，所谓的近代史就只能满足于某种单线式的过程研究和现象描述，不仅无法使人正确了解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线性，而且势必对读者产生误导，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以往的诸多中国近代史专著，就带有这种偏向。笔者在12年前就曾批评过这种情况。即：它们往往只是着力于证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就是反帝反封；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反对资本主义，就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就是实现社会主义。衡量历史上一切党派人物政治主张的进步与反动，统统以此为转移。表面上也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实际上却把生产力的作用当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一切以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来划线，形成了某种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标准。其实，反帝反封也好，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也好，变革生产关系、实行社会主义也好，统统都是有条件的，都是人们用来达到某种革命目的的手段，它们绝不是革命的目的。应当认识到，中国经济政治落后的根源，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发展生产力才是革命的首要目标。因此，中国革命的终极目的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只能是推进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化（包括民族化和民主化）的历史进程，而不能是别的什么。”[24]

要还原历史，首先应当重视从生产力及其需要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历史。物质生产力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甚至影响着生产关系并最终影响到一切社会关系，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会促成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的变革，这一观点就宏观的历史发展而言，至今应该还是基本上可以成立的。既然如此，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历史，首先就应当注意到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状况及其需要，具体考察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状况或矛盾状况，进而考察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的作用情况及其问题。把具体的研究对象同现实生产力的状况及其需要联系起来，自然也就会重视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关系是否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的问题。笔者高度肯定胡绳先生的最新探索，就是因为注意到他正在积极尝试着侧重于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谈历史，而不是简单地以现实的生产关系或观念中的理想社会关系来做为衡量历史功过的价值尺度。

这样做，是不是就等于否定“两个过程”的认识，否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意义呢？未必。但它与简单地拿“两个过程”之类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却是有重要区别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要求任何像“两个过程”之类的认识，都必须产生于对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状况的深入考察之后，而不能产生于这一考察之前；就要求任何对历史功过成败的考察与评价都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及其需要为标准，而不能简单地拿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来做检验一切的尺度。胡绳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就明显地不同于以往。他在谈话中解释“两个过程”的问题时，不再是从过程本身出发，从矛盾本身出发，而是倒回去，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出发了。他是这样谈问题的：中国革命之必要是因为要解放生产力。而当时条件下最先进的生产力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因此革命必须要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怎样才叫做真正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第一，就是要独立。不独立就很难顺利地发展资本主义。“而要独立，就要反帝啊，不反帝怎么独立啊。”第二，就要反封建。因为从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就必须要解决土地问题，打破地主经济、封建割据。“真正是为这两个问题在努力，就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25]这种解释虽然还是很初步的，并不深入，但比过去无疑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因而也有了一些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