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历史研究中应当坚持生产力标准，就意味着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应当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做为观察问题的基本线索。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力及其需要将是考察历史的唯一标准。一方面，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已经清楚地发现，社会历史的进程及其变化，有着远较过去所了解的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的各种因素在起作用，并非拿一个生产力标准就能解释一切。另一方面，苏联乃至于中国的历史发展经验也都清楚地证明，假如我们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可以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实现和保障国民基本权益的综合性指标而加以考察的话，单纯以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尤其是事关国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预程度时，是不现实的。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标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绝不能仅仅表现为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强大和工业化水平的极大提升，它必须也理应伴随着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以及国民对国家政治生活参预的制度化。没有实现政治民主化与国民参预国家政治生活制度化的国家，纵使工业化程度提升较快，国家经济实力相对较强，其所谓现代化，充其量也只能是经济的现代化、工业的现代化，或者毋宁说只是一种畸型的现代化。经济上的巨人与政治上的侏儒相结合，不仅不足以保证政治上的稳定与持久，而且也难以使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势头，曾经创造出强大经济实力的苏联这一庞然大物的轰然瓦解，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不能仅仅着眼于经济或工业的发展，这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现代化本身的形成过程中，生产力固然起着相当基础的前提的作用，但单纯提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却未必相应地使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就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保护经济自由化的某种现实需要而形成的。一个主要依靠国家政治行政权力所推进的经济发展进程，却不会直接产生出这样一种需要，它甚至还会使执政者过分看重手中的权力作用，而忽视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意义。因此，相对于先经济自由化而后政治民主化的民族国家而言，那种依靠政治集权化推动经济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其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通常是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以及工业化的实现相脱节的。注意到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在确信世界各国逐渐摆脱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而走向现代化，是一个必然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趋势的同时，也能够清醒地看到，生产力的单一发展未必会带来人们理想中的现代化，也未必会导致所有国家、所有民族，一定会经历同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这一观点来考察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趋势，无疑比笼统地谈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会更周全一些。
正是基于上面所谈的原因，我们才能够理解，何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民主主义的传播和影响，远远赶不上民族主义的发展浪潮；何以中国民族国家的实现，更多地只是表现为民族独立，而很大程度上缺少了政治民主化和国民高度参预国家政治生活这一环。
十分明显，虽然经历了从维新派到革命派，从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这一连串建立统一独立国家的尝试，中国真正实现其创立民族国家的目标，还是靠了共产党人的激进革命。一个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毫无疑问地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遇。而借助于政治集权的极大便利，共产党人也确实一度创造了经济恢复与成长的历史奇迹。但是，就像生产力水平的简单提升，并不等于就是现代化一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与独立。因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过的那种“现代国家”。[26]即使按照马克思本人的看法，这种“现代国家”也至少要包含两大要素，一是族群的、文化的和领土主权的要素；一是在平等基础上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要素。在这里，国家是实现和保护民族独立与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而国民则需要通过国家这种公共权力机构来代表和争取他们的共同利益。这种标榜“主权在民”（即民主主义）的“现代国家”的先后成立，是自十七、八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它也只有在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已经初步形成的情况下，那些“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才会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27]。也只有当城市完全统治了乡村，交通与通讯的发达使得整个社会紧密地结为一体，民族主义以及民主主义的观念也才会伴随着商品经济，即自由贸易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出来，并逐渐成为催生和构成“现代国家”，亦即“民族国家”的重要意识形态。
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结果，不仅不会使民族的界限很快归于泯灭，恰恰相反，它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觉醒。尽管，落后国家的发展历程不可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同一步调。但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任何国家的经济力的持续发展，都是首先立足于自己本民族的市场发展的。而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的真正形成，需要国家权力的有效保障。因此，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形成，不仅有利于形成和保护本民族发展的国内市场，使本国国民享有同外国竞争者同样的发展权利，而且可以为他们创造出种种向外发展和参预国际竞争的机会，获得自如进出世界市场的条件与可能。[28]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与随后一度兴旺的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势头，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不能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和统一而有效率的中央政权，培育和形成本民族的经济实力，必然会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被边缘化或半边缘化。多数落后民族之所以会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压迫，甚至一度被置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不仅在于它们自身积贫积弱，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它们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从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这种需要出发，落后国家民族主义的觉醒和民主主义萌芽的生长，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中国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革命进程，不难想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所以会出现反帝和反专制两大革命浪潮的内在历史原因。但落后国家中的民族主义也好，民主主义也好，它们的生长却仍旧会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局限。这也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历经波折，不可能一步建立起现代国家，必定会经过诸如北京政府、南京政府这样一系列过渡阶段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胡绳先生的遗稿中似乎没有提供多少可资谈论的观点。[29]不过，深入研究，并且客观评价这种过渡所带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发展，无论如何是必要的。毕竟，无论中国当年生产力发展水平多么落后，殖民主义或列强入侵的强烈刺激，以及落后民族中的菁英分子在面对某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所受到的现代观念的影响，已经使它们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观念出现了早熟现象，由此也就推动了中国历史不得不顺应世界发展的大潮而缓慢地向前发展。但是，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萌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民族经济才略现雏型。而这种初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型态，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却无法迅速促成国人对实现自由、民主、法制这些保障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政治手段的广泛认同和强烈需求。虽然，受到外国资本所带来的市场规则、法律制度以及欧美政治读本的启蒙，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早早就接触到democracy (民主)之类的政治词汇，在政治斗争的氛围里也曾经高唱过政治民主的口号，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始终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上百年来国人对民主主义的理解往往更多的仍旧停留在政治斗争的层面上。
了解到这种情况，我们自然也就更容易理解，胡绳先生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注和肯定，确有其重要的意义。中国能够最终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实现统一，建立起完全独立的新国家，很大程度上正是与其民族主义的逐渐成熟分不开的。而1949年胜利的中国革命之所以无法像160年前法国革命那样，把人权、民主、自由的口号同时也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面，却又是与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发展的客观现实密切相关的。法国革命能够响亮地提出人权、民主和自由的口号，根本上在于法国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第三等级。而中国革命之所以无法真正举起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也正在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占统治地位，因而近代中国社会不存在这样一个由于其经济上担负了国家的几乎全部开支，进而对整个政治运行规则产生了极大影响力的第三等级。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都不是建立在少数知识分子大声疾呼的基础上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参预意识，必须依据于国内第三等级成长起来的力量。一个国家能否形成强大的第三等级，也不是看它培养了多少工商业资本家，而是取决于整个纳税人阶层及其利益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当中能否取代封建的或专制的统治力量，而占据主导的地位。历史上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形成与存在，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1789年法国革命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法国虽已居于主导地位，却也并未能取得支配的优势，资本主义的发展仍很初步，其革命的第三等级中，实际上起着领导作用的雅客宾党人也绝非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资产阶级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民主化社会的形成，虽然可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却未必一定要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适应。
我们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未来前途，同样需要完成这一政治演化的进程。无论是从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去先造成一种旧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培养出一批怎样的资产阶级，再来推进这一进程。恰恰相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模式的终结，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与完善，国家政权直接支配经济生产和社会财富的局面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变。而随着集体、民营和私营经济的日益兴起，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个人存款积蓄的大幅增加，国民税收部分所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已经显示出，中国的第三等级其实正在迅速形成之中。随着地方各级行政管理和税收机关对第三等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日渐依赖，第三等级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正在潜移默化地迅速加强中。一旦第三等级的自身利益与地方和国家财政开支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地方和国家整个财政的预算又不得不极大地依赖于第三等级的税收来保证的时候，从地方，进而到国家，对国民权益的重视程度也就自然会提高起来，第三等级为保护自身利益和为争取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努力，也必定会取得明显的进展。只要改革开放的方针继续下去，这无疑将会成为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国的现代化，自然有赖于这种趋势的发展与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