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之二：研究深入，但着力不均

     过多地借助现有成果来研究，还会产生一种负作用，那就是对于有些作者研究比较深入，或者现有成果比较成熟的问题，可能写得很精彩，而对那些作者不十分熟悉，或者瑞有成果较少较浅的问题，议论时就可能经不起推敲。原因很简单，现有的研究成果本身就存在着此厚彼薄、深度不一和青黄不接的情况，如果作者搜集到的资料还不够全面，对手头掌握的研究成果又阅读不细或理解不透，一旦于不经意中把它们嫁接到自己的成果中来，就很容易出错。陈书就有这样的情况。

    陈书中有些错误大概是手边缺少工具书，或写作时不仔细造成的。比如97页说周恩来赴法留学前曾“先后前往日本和英国留学”（其实未去过英国）；第278页称1934年毛被“撤除”“政治局委员”一职（无其事）；300页说1936年3月“中共首先和东北军的王以哲师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应是王以哲军）；310页说1937年中共“加速改组陕甘宁共军国民政府新编第八路军”（措辞有误，应为加速改组红军为……，且第八路军并非“新编”军）；353页说1935年朱理治等以肃反的形式“处死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等数十人”（刘志丹1936年死于东渡黄河作战）；355页说王明1937年回国后“把周恩来、秦邦宪和王稼祥（国际派）三人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位置上拉下来，另由同机陪同他返国的陈云和康生递补”（无其事）；707页说“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收款”是将“生产所得直接用于投资，而不归农民分配享用”（应是指银行强行收回贷款）；716页说毛于1962年开除了彭德怀的中央委员一职（彭从未被开除中委）；742页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苏“终于正式断绝外交关系”（从未断交）；846页说1991年5月“江青在北京秦城监狱自杀身亡”（是在女儿家）；915页称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终于出面发表公开讲话了”（无其事）；916页说5月19日清晨“赵紫阳和李鹏又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无李鹏）；995页称从1927年到1935年中共中央实际领导至少改变了四次，“最先是瞿秋白，后来依次是苏兆征和向忠发，再后来是博古”（没有苏兆征）。

     陈书中另外有些错误多半是所据资料出处不同，最后定稿时过于匆忙，没有认真通读检查造成的。比如对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被杀人数的说法，106页说“共有300人被杀，500人被捕，5000人失踪”，176页却说“有1000余工人遭到死难，2000余人被捕，6000余人失业”。如对1927年武汉政府解散工人纠察队问题，108页上面说6月汪精卫就“要求中共交出工人武器并解散工人纠察队”，中共不得不委屈求全，下面却又说7月15日汪才“要求中共交出工人纠察队武装”。如对1927年秋收起义后所剩武装人数，211页说毛当时率“残部约1000人”另谋出路，223页却说毛当时“率领1500的残余人马南下逃窜”。又如对国共关系破裂前后的中共党员人数，211页说“党员的人数从60000锐减为10000”，226页就变成了“党员的数量由40000陡减为10000”。如对毛泽东1943年取得的最后决定权的内容，286页说是“取得思想、组织、政策、战略、军事五大方面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377页却是“举凡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方面的重大问题，都由其决定”。再如对1934年江西红一方面军突围人数，289页说“有86000人之众”，291页则成了“在7万战斗部队之外，又有机关人员9千和民夫5千随行”。（这里数字的使用不规范－引者注）另外，对1936年红军三个方面军甘北会师时的人数，290页说“合计不到两万人”，295－296页则说二方面军不到一万人，四方面军有万余人，仅此两部就已经在两万人上下了。又对1958年的农业生产，686页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大丰年”，696页又说“其实，1958年的农业生产只比1957年多了几个百分点而已”。关于彭德怀1959年的意见书，709页变成了两封，称有一封“用词尖锐，语多讥讽的意见书”批评人民公社的，还有“一封私人意见书”，批评毛泽东不民主。再者，816页说1976年4月4日深夜华国锋派人移走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并驱散群众，但群众拒绝散去，“经过12小时的对峙之后，中共中央乘夜幕低垂，动员十万民兵和工人，配合警察，以棍棒进行强制驱离和逮捕群众。”既为“深夜”行动，说群众对峙12小时，当是5日正午，如何又“乘夜幕低垂”？还有，901页说1984年底中共决定废止价格双轨制度，让全部产品价格自由化，904页则说1984年“冬天，官方废止官定价格不成，又恢复了一些重要商品的官价，形成价格双轨制度”。

    陈书在述及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方面的问题时出现的一些错误，也能够其显示依靠二手资料研究的缺点。如367页说“1940年6月，希特勒悍然发动对苏战争，一时势如破竹，苏联失地千里，四个月后，便被迫通知国民政府无力继续军事援助。”（众所周知，苏德战争爆发是在1941年6月）又如532页称1949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访问时，因史达林未到车站迎接，“有遭轻视之感”（史达林从不到车站迎接外宾）；说毛泽东“暗示外蒙古应该回归中国的话，严重冒犯了史达林，以致史达林把他冰冻在莫斯科郊外的角落里，不闻不问达半个月之久”（实际上毛未与苏联领导人晤谈只有四五天时间，且与外蒙古的话题无关）；说当时谈好苏联提供4亿卢布贷款，后因卢布贬值，中共实际只得到了3亿（谈的是美元，并非卢布，且谈的就是3亿）；说“毛泽东在1950年3月上旬返抵北京。……三个月后，美国宣布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的军事保护范围之内，北韩的金日成利用此一表示，迅速得到史达林的支持，于是不顾毛泽东有攻打台湾的心愿，抢先发动韩战。”（毛3月返京，三个月后则是6月，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其实美国国务卿这一表态在1950年1月）再如547页说史达林因中国出兵朝鲜，“投桃报李”，“决定尽快退还中东铁路，提前从旅顺撤军，并取消苏联所一手垄断的中苏合营公司”，而后还同意向中国提供156项大型工程的技术援助（此乃赫鲁雪夫上台后所为，156项此时乃141项，1954年赫鲁雪夫增加15项后达到156项[5]）。另外，664页称1956年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工人暴动，工人上街游行，波共不惧苏共反对，恢复被罢黜的前领导人哥穆尔卡的领导职务，“哥穆尔卡派军队镇压，导致200余人受伤，84人死亡，但是迅速平息了动乱。”（哥穆尔卡正是因为军队镇压波兹南事件，引发全国抗议而重新上台的，他如何会派军队镇压？）681页称“赫鲁雪夫答应援助20亿美金，但因为随后又要求优先偿还韩战以来积欠苏联的贷款，实际上只给了中共4亿元。”（全无根据。）

    另外，737－743页讲述“中苏分裂”一段中的许多内容，也不准确。如说赫鲁雪夫为争取中共支持，“派人到北京来谈原子弹和原子能工业问题，而且剑及履及，立即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同意协助中共研制火箭和喷气战机。随后他又签订了两国间的科技工业协定，答应从1958年起，分五年共同进行或由苏联援华进行重大科研项目103个，并在原已达成的156项经济合作项目以外，增加55项。”其实不是赫鲁雪夫派人到北京，而是中共派人到莫斯科；国防新技术协定也不是关于研制火箭和喷气战机的协定，而是关于提供研制导弹和原子弹技术的协定；随后的科技工业协定，也不是103项，而是122项；至于156项上另增项目问题，更是另外协定的内容，也不是55项，1958年8月协定是47项，1959年2月是78项。[6]又如说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雪夫与毛泽东发生口舌之争，中共无法从苏联得到更多援助，毛泽东因此“失去自我克制，让自己对赫鲁雪夫的轻视和不满全部爆发，而赫鲁雪夫不甘受辱，也不再掩饰他对毛泽东的憎恶和愤恨了”，则纯属子虚。事实是莫斯科会议期间双方印象均不错，此前已定有国防新技术协定，莫斯科会后两国又接连签订了至少三项大规模经济技术援助协定。此外关于建立长波电台问题，毛泽东发动“八二三”炮战问题，赫鲁雪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难问题，1962年刘少奇提出“三和一少”主张缓和中苏关系问题等等的说明，均与事实有不少出入。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辨正。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本学术著作，在基本史实、引文及文字表述上出现过多讹误，是不应该的。

    陈书在讨论农村问题时，包括写中共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中的农民动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以及农业集体化等等，由于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有较扎实的基础，因此写起来显得游刃有余。对某些自身研究薄弱，同时可借鉴的成果较少的问题，如关于50年代初的肃反运动，由于作者下功夫读了不少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也写得实在、可靠。值得注意的是，陈书中的不少错误并不是现有研究不深入，或作者缺少资料，无所凭据的结果。恰恰相反，许多研究是深入的，资料作者也是掌握的，但理解和利用时却出了偏差。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陈书不可以对某些即使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得出不同的理解。事实上，这可能恰恰是值得称道的。问题仅仅在于，推陈才能出新。也就是说，凡立新说，必须对陈说有所交待和辩难，不能自说自话，置他人的研究成果和种种成说于不顾。否则，新说何以成立？

     比如，关于1926年“三二0”事件的起因，陈书引用了杨天石教授的著作，了解杨教授关于事变起因的解释说明，但陈书却强调蒋介石是“不满汪对鲍罗廷言听计从的态度”，“不满汪精卫的种种削权措施”而发起事变。整段行文也不甚严谨，颇多错误。如说“中共或许认为国民党是列宁主义的政党，汪精卫驾御得了蒋中正，而军队模仿苏联红军的政委制，纷纷设置党代表，几乎全由跨党党员担任，更可以保证国民党‘党指挥枪’”。（第101－102页）其实在陈书反复引用的拙作《中共与莫斯科》一书中，对此已有说明，即中共从未有此乐观想法。至于说蒋不满汪精卫对鲍罗廷言听计从，也恰好说反。因为蒋恰恰是喜欢鲍罗廷，不满意因鲍回国“述职”而代替鲍的军事顾问季山嘉的。至于说事变后鲍罗廷与苏共访华使团团长布勃诺夫及季山嘉三人共同决定妥协，致使汪精卫被迫出国，也与事实不合，因为妥协决定作出时，鲍罗廷早在回国路上，且决定也与季山嘉无关，因为季被指责要对蒋发动事变负责，妥协决定即包含要季去职的内容。

     比如，关于“四一二”事变前陈独秀对蒋介石的估计问题，陈书所征引的一些著作也都有所涉及，而陈书却说陈当时“低估了蒋中正敢于向武汉政权公开挑战的决心，仍然接受鲍罗廷的意见，认为国民党是列宁主义的政党，可以从支持汪精卫返回国民党中央来控制蒋中正”。（第105页）实际上陈独秀3月就在党内公开扬言，不打倒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武装，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上海工人纠察队必须准备与蒋一拼。[7]况且，这时在武汉的鲍罗廷与在上海的陈独秀也并无直接联络，陈独秀4月5日与汪精卫共同签署联合声明，那纯粹是莫斯科直接指令的结果，与鲍罗廷无关。

     比如，关于罗易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的情况，谈到的书更多，但陈书却仍旧弄错，说罗易当时“刚从莫斯科前来，完全不了解情况，电文没有交给中共中央，便拿给汪精卫看。”（第108页）其实罗易2月即到中国，一直参加决策讨论，并非不了解情况。况且莫斯科来电当时只能发至苏联领事馆，然后转由苏联顾问鲍罗廷接收，印度人罗易并不能最先收到电报。国际此电到后，鲍罗廷即向中共中央传达，根本不可能出现电文还没交给中共中央，罗易就拿给汪精卫看的情况。[8]

     另外，像1932年宁都会议，1935年遵义会议，都是近些年来公布资料甚多，研究也相当深入的问题了。但陈书所谓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坚持己见，反唇相稽，严辞批评国际派的积极进攻战略”（第273页）；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随而接替朱德和周恩来两人，负责军事指挥。不旋踵，毛泽东又敦请周恩来和王稼祥两人组织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第293页）等，都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公开的史料相距甚远。像1936年西安事变前的情况，尽管陈书多次征引拙作《西安事变新探》一书，却坚持说中共在改行“逼蒋抗日”方针后，仍“暗中筹组‘反蒋’的大结合”，说张学良一面答应中共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面也仍准备“万一说服无效，愿意成立并领导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军三者共组的西北军事大联盟，进而在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下，直接对日本宣战”。实际上，拙作已经深入说明，此一“反蒋”大联合的计划，是在中共实行“抗日反蒋”方针时，即1936年9月以前的事情，改行“逼蒋抗日”方针之后，此计划已为莫斯科所否定，因此中共中央不论感到如何困难，也没有再重新运行这套计划的想法。

     实际上，由于研究不够深入，陈书中仅史实部分值得商榷之处也很多。下面仅举几例：

      55、68页。作者多半是根据Dirlik教授的说法，不加分析地说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1917年前后“可以算是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实际李大钊一直是梁启超进步党的同情者，甚至担任过进步党机关报《晨钟报》编辑主任，这时刚刚脱离进步党，倡导民主政治，力图调和改良派与革命派。到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即逐渐开始倾向共产主义，思想上虽然如当时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兼收并蓄，尚不定型，却完全算不上是“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9]

     66页。作者多半仅根据包惠僧的回忆，就断言陈独秀不愿在党纲中明文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也不愿接受资助。只因秋天被捕全凭共产国际营救，才了解到“尚未十分成熟之前，坚持完全的独立自主，是不切实际的”。实际上，所谓陈独秀当时不愿接受国际资助，全无根据。1920年陈独秀办《共产党》月刊、《劳动界》杂志，以及创办外国语学校，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等，无不从魏金斯基那里取得资助。他又何尝会因为一大召开反而拒绝资助，甚至不愿加入共产国际？[10]

     89页。称马林1923年3月提出国共党内合作提议，陈独秀反对，但“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终于体会到现实政治的复杂性，遂不再幻想在落后的中国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意把中共的近程目标降低为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实际上有关陈独秀反对马林加入国民党提议的理由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早已公开，与要不要联合国民党无关。并且陈独秀早就主张联合民主派反对军阀势力，从来不拒绝与国民党合作，且身体力行，中共一大召开时即在广州担任教育委员长。[11]

      90页。称“马林不旋踵离开中国，而继任人又把精神集中在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合作之上，对中共并未施以太大的压力，所以仍任由陈独秀继续共产国际拉拢吴佩孚的老政策，把工作重点放在北方的铁路工人运动上面。然后随着共产国际联合国民党政策的落实，尤其是1923年2月吴佩孚对平汉铁路工人进行血腥镇压，陈独秀终于不得不面对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了。”这里的问题是，马林离开中国已经是1923年7月。如果说他有“继任人”的话，也只能说是鲍罗廷，鲍来广州则更晚，已到当年10月。可是陈独秀1922年9月即已加入国民党了，不仅在马林走之前，而且还在吴佩孚镇压平汉铁路工人之前。如何能够说马林的继任人“仍任由陈独秀继续共产国际拉拢吴佩孚的老政策”？

     类似的问题在陈书中可以说还有不少。依笔者所见，关键是两个问题，一是过多依靠第二手资料，二是作者多少有些粗心。事实上，如果仅仅是过多依靠第二手资料，作者细心推敲，小心求证，严密逻辑，科学行文，恐怕也不会有如此之多的问题。

     说作者有些粗心，并非捕风捉影。笔者尚未字斟句酌，却已经在陈书中发现许多不该出的技术上的偏差。这些偏差似乎不完全是出版校对时的失误。包括上册中的错漏衍字比例之高，有时真有点“触目惊心”。注文格式、引用数字之不严格，病句之多，也足够让作者警觉的了。如92－95页4页，错2字，漏3字，衍1字。139－140页，也是错2字，漏3字。衍1字。一个《党史研究资料》，注文中有的是“第×集，页××”，有的是“第×辑，页××”，有的是“×：××”。其他像用词不慎处也不少，如将“围魏救赵”写成“围赵救魏”（第233，266页），将“隐忍不发”写成“稳忍不发”（第357，361页），将“批倒批臭”写成“批斗批臭”（第680页），将“自给自足”写成“自给自养”（第681页）之类。下册中还有将意思写反的情况，如说什么“对中共言，私有财产制度是万恶之源，对农业集体化予以打击，是理所当然的。”更有抄资料将原文抄错的，如第709页抄写一小段打油诗竟连错三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煤（应为铁）去，收获（应为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农（应为人）民鼓咙胡。”甚至还有行文或校对不严，出现整句重复的情况（第690页）。这些小问题一旦超过了正常的比例，就会影响全书的质量，这是作者应当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