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生命在于严谨。历史学之成为科学，同样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严谨的学风之上的。严谨的要求是全方位的，从著作之构思、立意，史料之推敲、引证，到行文之启承转合，乃至遣词造句，无不要求精益求精。而对史学家来说，尤其重要的是要做到持之有据。
持之有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也正是因为要我们每一个写史的人都要做到这一点，因此就有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研究规范。尽管各国史学传统不尽相同，规距不完全一样，但对引注的要求是一样严格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凡涉及有助于说明作者观点的任何重要史实及论据，均须注明出处，包括对原始材料的可信度做出解释。
陈永发教授的第一本书，英文600多页，书末注及文内注加起来估计有将近2000条，凡重要史实及引文均严格标明出处，并对必要者做详细之注释，确实训练有素。但陈教授写第二本书时，这方面的标准似乎已经降低了许多。《延安的阴影》中文350多页，引文仅注释347条，平均一页一注。此书文字写得相当生动，细节尤其丰富，遗憾的是许多重要情节，经常大段大段无注，使人不知道其所据何在，无法判断其故事的真实性如何。
《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可以说重现了《延安的阴影》一书在这方面的问题。陈书中文1000多页，引文注释892条，平均一页还不到一条。即使说，作者并非以写学术专著为目的，意在写大部头教科书，同样存在不规范的问题。按教科书写法，只要有注释问题，即应有必要之规律，该注则注。而陈书注释全无规律可循，有时整段整段，甚至整页整页无注，有时却具体到一句话一注，让人不明所以。[12]
由于缺少注释，或者引非所引，陈书的不少说法令人生疑。比如：
361页称1938年“毛泽东尽管取得政治局领袖的地位，但显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向六大（届－引者）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挑战。但是他知道时机尚未成熟，尤其六大（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表面上是国际派所制定，实际却是他们秉承史达林和共产国际的旨意所提出，并没有多少国际派自己的见解。”“从1939年初开始，到1941年9月为止，毛泽东主要是伺机而动，以便完成遵义会议所未完成的工作，也就是打倒国际派中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1938年底至1939年上半年都在积极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政策变来变去，毛泽东始与共产国际发生意见分歧。对此如何解释？）
578页称中共以韩战有可能扩大到中国大陆为借口，实行土地复查时强调阶级斗争，“以致有一、二百万地主被杀，而其家属以及悻存的地主则被扫地出门，成为农村中的政治贱民。”尤其是在南方工作的北方干部，没有亲情系绊，“迹近心狠手辣，以致土地革命中充满暴力。本地出身的地方大员难免不满，……实际主持两广工作的叶剑英就是一个例子。他对土地革命的过左现象希图弥补，不料却因此而招致了中共中央的指责，要他在地方主义的大帽子下自我检讨，随后将其调离广州。另派外来干部接替其职务，继续完成土地革命。”（此说不知所据何在。另检讨地方主义有之，但在1952年6－7月间，事后叶仍主持工作，直到土地革命1953年4月宣告结束以后，叶才于10月调离。）
582－583页称“尽管统购统销会妨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甚至可能造成农民暴动，但两害相冲（应为权－引者）取其轻，中共中央还是决定全面采行；中共中央宁愿冒农民反抗和暴动的险（应为风险－引者），也不愿在城市冒险，让物价波动，从而激起城市居民群起抗议。”“在考虑统购统销政策对农村的冲击时，中共认为……在全国100万个自然村中，或许会有10万个会出现‘逼死人’、‘打扁人（应为担－引者）’以至暴动的事故。可是最后竟然不此之顾。”“中共坚持采取统购统销似乎还是以意识形态的考量为重，因为文化（？！－引者）对他们而言，此项政策乃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轨道，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段话并非完全无注，但第一、注文错误：“《陈云文选》，3：202－16”不确。《陈云文选》只1册，并无第3卷。此乃《陈云文稿选编》，并非《陈云文选》，且页码也错误，应是189－203页。第二、中共当时主观上是否就是想要用强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仅此似不能完全说明。）
648－649页称毛泽东发动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高级党官没有被戴上‘帽子’，但是一些中下级的涉案者仍然遭殃。一些接受中共动员、参加对他们文字围剿的作家……把他们批评成‘反革命分子’。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之中，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醒悟，……必须迎合中共的思想标准。否则，随时随地有受到官方围剿的可能。其严重后果不只是失业而已，极可能是长期坐牢，或沦落为政治贱民。”（此说结论由前述史实引出，但有什么文章、把谁批评成反革命分子？）
673页称反右运动并非“一个不杀”，“像历年整风运动一样，必须杀鸡儆猴。汉阳第一中学就是学生运动的重镇，有三名右派学生便当着1万名师生面前被枪决。”（历年整风运动都必须杀鸡儆猴，为何前面述及延安整风等整风运动时并未提及？另汉阳一中被杀者罪名也并非“右派”，且不是学生。三人中王建国为副校长，钟毓文为语文教研组长，杨焕尧为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
697页称“毛泽东青睐人民公社的体制，就是因为透过这一体制，可以把农民生产所得的主要部分变成积累，而无限扩大投资”。（无所据，仅以结果倒推动机？）
709－710页称毛泽东为了斗倒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在彭德怀头上硬加上‘里通外国’的汉奸罪名”。而彭则在意见书中“指责毛泽东在反右倾胜利后，‘得意忘形’，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事实上是第一书记说了算数，毛泽东所定的钢生产指标过高，而高指标正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他甚至指责毛泽东滥用威信。在湘潭老家人民公社的增产问题上，相信弄虚作假，不够‘实事求是’。若不是毛泽东命好，工农太善良了，中国老早已经发生匈牙利事件，而不得不向苏联请求派兵了。”（这些均未注明出处，但他处有注明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者，查李锐书，可知上述均出自李锐书。但奇怪的是，上述除“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句外，均非彭德怀意见书中内容，有的来自会议简报，有的来自火车闲谈。而关于彭“里通外国”一说，会议上虽有人提出疑问，但毛在庐山会议上也从未明确表过态。）
711－712页称庐山会议批评彭德怀的一次会议上，朱德说彭脾气执拗，固执己见，“毛泽东听着，忽然翘起腿来，用手在鞋底故作搔痒状。尽管毛泽东的动作迹近狎侮，但是没有一个人抗议。”（李锐书原文：朱“还没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将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两相对照，意思相差似乎远了些。）
严格注释，是史学著作的生命。引述而不注，或所注非所出，都是史学研究之大忌。大陆一些中共史著作缺少注释，有档案开放客观局限，在台湾似乎不必有类似的顾虑。因此，陈书之犯忌，让人不大容易理解。
除了注释以外，陈书行文及用词上的主观和随意性似也有可指摘之处。以前台湾中共史研究政治色彩过浓，用陈书导言中的说法，就是基本属于敌情研究的性质，很难谈得上学术性。立足于学术研究基础上的陈书的出版，毫无疑问对改变这种情况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吹毛求疵的话，陈书中恐怕也仍旧残留有用词随意性大，甚至个别时候仍带有某种主观倾向性的情况。
如92－93页，谈1924年国共合作之初，国共两党合组上海执行部事，前页称毛泽东等在谭平山配合下，“打入了上海执行部”，后页则称其“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胡汉民的秘书，工作异常投入”，甚至“因此遭到共产党同志的讥讽”。无论就行文逻辑，还是就史实本身，“打入”一词用在这里都属不当。
如228页，称红军二次进攻长沙城时，打了两周都无法攻破守军工事，“百无聊赖之际，红军甚至想到田单的火牛攻势”。作者在本书中两三度使用这个“百无聊赖”，都不妥贴。“百无聊赖”是实在无聊的意思，这里的意思其实是百般无柰的意思。
如442页，谈到当年学生运动时，提到中共推动学生运动，用的是“有意推波助澜”；提到国民党一次次镇压学生运动，则都用“处理不当”；提到国民党特务刺杀联大教授闻一多等人的事件，还使用了“政府特务热心过度”这种说法，那意思近乎肯定。
如483页，称高岗第一次自杀“未能成功”，“再次自杀，未再获救”。这里“未再获救”令人费解，意思是说他本来可以获救，却没有人救他？这样说有何根据？
如492页，称“中共借口财政负担太大，要求‘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被中共包下来的900万国民政府留用人员“非常能共体时艰”，“因为环顾周围，他们不难发现，中共确实有财政困难。尤其是中共自己的干部，根据补给制，仅能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比起他们，更辛苦万倍。”这里，“借口”两字显然多余。
如611页，称中共通过“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总共榨取了约20亿美元的罚款，足够共军打韩战一年之用”。这里20亿美元之数未注明出处。1950－1956年中国总共欠苏联各种债务才13亿美元，一半为军火贷款[13]，韩战一年战费如何要得了20亿美元？同时，笔者完全同意作者在此所得出的观点，即采取这种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实属错误，但“榨取”一词用在这里似乎也有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的嫌疑，毕竟向偷税漏税者罚款等不能说完全不当。
必须指出，总的说来，陈书的研究是客观平实的。这一点在上册表现得尤其明显。下册中值得推敲的遣词造句似乎多了一些，但1949年以后的中共史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也确实比1949年以前多得多。在长期受到意识形态的熏陶和影响之后，要使我们的历史学研究，特别是关系到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真正学术化，使我们大多数研究者不仅能够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尤其是能够真正地摆脱情感的困扰，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上的一切，这大概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唯其如此，坚持这样做，并且努力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规范，就更是必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