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发教授有很强的文字功底，《延安的阴影》已是证明。当今世界，已经是信息时代，那种坚持坐冷板凳，不食人间烟火，抱残守缺，只满足于弄出一些佶屈聱牙，鲜有人懂，鲜有人读的文章著作的史学家，应该越来越少了。写了书，就是要让人读的。尽管搞历史啃的是故纸堆，关心的人却未必少。问题在于我们搞史的人能不能写出一般读书人能读并且爱读的东西来。看陈书，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作者是在努力尝试着这样做的。但坦率地说，与《延安的阴影》比，陈书目前的写法似乎不是很成功。
陈书为了加强对读者的引导，颇费心思地写了长篇的导读和结语，并且别具匠心地又在每章、每节都设有引言，层层提出问题，节后复有小结归纳。照理说，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设计，如果作者能细心把握线索明晰、循序渐进的原则，对读者理解作者议论主题及观点，确实是可能很有帮助的。但是，两周读下来，本为同行的笔者竟常常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理解上仍时感吃力。
原因何在？概括起来，陈书立意以观点统率全篇。为说明观点，又受篇幅所限，叙事反而备受局限，只好尽量精炼，结果行文稍有不慎，即出偏差。像第一章“知识分子搞革命”，与第二章第一节“从知识分子到职业革命家”，内容多处重复，怕就是受这种过分注重形式的想法所害。其实，写历史叙事当先，议论其后。没有好故事，议论也缺少好基础。陈书长在议论，有些议论确实相当精彩，只是全书篇幅太大，亮点散落，要让读者把它们串连起来，没有一个个好故事相衔接，靠自己形成一套清晰的逻辑，着实困难。细想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与陈书目前尝试的这种写法有关。比如，陈书提出了太多的问题，又不能一一就近解答，难免让读者因之受累。
以第一章为例，陈书开篇在引言中，就提出了10个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为什么从羡慕先进的法兰西转向羡慕落后的俄国？其他知识分子的转变是否相同？共产国际从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会转而拥抱马列主义？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为什么前倨而后恭？为什么舍己耘人，愿为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效力？陈独秀如何使中共在国民党变得几乎具有主宰能力？为什么又眼睁睁地看着中共在国民党反共打击之下一筹莫展，几乎陷入毁灭的边缘？如此等等。（第51－53页）这些问题照理应当由本章下面的两节来回答，但接下来的两节却还有自己的问题。如第一节一上来就提出了3个与上面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价值取向多元化，为何独信马列主义的中共却自认为是这一运动的光大发扬者？中共到底是不是中国无产阶级成长的必然产物？莫斯科在中共诞生过程中担当了什么角色？（第54页）第二节上来则提出了2个同样与本章引言10个问题缺少关联的问题：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难免矛盾重重，中共如何因应？一旦矛盾冲突导致分裂，中共如何自处？（第86页）两节中各有三段，有的段下面还有层，内容庞杂，读者根本无法对应前述如此多的问题来自找答案。再加上章有引言，却无结语，各节虽有结语，又未能紧扣自己前面提出的问题梳理各段内容，一一对应地得出言简意赅的结论，更遑论回答本章引言提出的众多问题了。结果是问题提得越多，读者就越会感到不知所踪。
不过，不论有什么样的缺陷，陈书中的议论仍旧是精彩纷呈，有时足令我们这些搞中共史的人自叹弗如。
比如，陈书在讨论到抗战期间中共为什么能够坚持敌后时，与国民政府的部队做了相当深入的对比。称“一般说来，国军在这两个省区的军队主要是军阀残余部队，各部队自成山头，彼此猜忌甚深，而共军虽然散处各地，但同心协力，浑然一体，更针对国民政府的弱点，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共军除了团结以外，最大优点是能自食其力，并不依赖后方支持。当时国军在中共和日军的双重压力之下，防区缩小，虽然他们有中央政府提供薪饷，但是在粮食和其他日常需要方面，仍然依赖就地摊派。因为国军所能控制的人口和资源减少，开支却未紧缩，老百姓的负担自然呈反比例增加。摊派之时，富户转嫁贫户的现象，犹如往昔，极为平常。因此农民对中共合理负担的口号越加欢迎。另一方面，国军各部队因为农民抗拒，不仅不容易摊到款，甚至连粮食也无从购买，于是不得不把士兵分散到各农村就食。这样一来，军队便无法避免和农民直接接触，易招民怨，甚至激起民变。另一方面，军队分散各地，共军更容易将之各个击破。……在对付优势日军攻击方面，共军有江西时期避实就虚的经验，而国军则仍然袭用江西时期以强击弱的故技。所以结果有宵壤之别，多半是共军能够保持有生的力量，等待敌人一开始撤退，便立即卷土重来，进而继续扩大，而国军则在崩溃以后，一蹶不振，无法东山再起。共军面对日军的扫荡或清乡，有农村基层政权的配合，消息灵通，情报准确，往往能及时跳离包围圈，或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到各角落隐藏，甚至可以‘地方化’成为基层武装，以求生存；国军则一旦分散到营或连，即使原来是军纪优良的部队，也因为给养问题，而不得不以抢掠维生，终于沦落为老百姓眼中的散兵游勇或绿林土匪。……总之，面对日军的进攻，共军仍能继续扩展，而国军若非一触即溃，便是不知所措，最后只有走上投降之一途。”（第232－236页）
又比如讨论到国共两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问题时，作者的观察与概括更是令人叹为观止。陈书称“中共最重视的是社会基层，也就是县以下的单位，要在这个层次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结构。这个政治结构是由四个不同指挥系统的延伸所组成，亦即政权、军事系统、群众团体和党部。以政权为例，县以下要设置乡长、村长和各级人民代表。军事系统设置地方武力和民兵，群众团体则设置农村抗敌会、工人抗敌会、青年抗敌会和妇女抗敌会等等。这些不同系统的组织后面是农村支部和区分部，各级党部的负责人可以根据党一元化政策，指挥同级的政权机构、军事武装以及群众组织。”“中共的基层结构是国民党所没有的。一般说来，国民党的统治只到达区这个阶层，再往下虽然有村长和保甲长之类的设置。村长和保甲长，虽然是政权的延伸（原文如此－引者），但是人单势孤，缺乏社会威望，理论上是无所不管，实际上却因为人手不足，除征兵征粮以外，几乎什么事情都不管。他们并不是正式官僚结构中的一员，没有薪水，收入来自实际‘征收’和上缴所‘征收’之间的差额，故贪污中饱的情形，势所难免。他们的素质一般也不高，摆架子的情形很普遍，因此很容易便成为中共‘反贪污’和‘反官僚’的打击对象。最严重的问题是，乡以下的官吏背后，既没有群众武装，也没有群众团体为后盾。农村基层若有群众武装或群众团体，则这些组织多半受农村士绅以及其他地方自然领袖掌握。这些军事和社会领袖，多半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要不是地主，也至少是富农或富裕中农。乡长以下官吏对他们优礼有加，所以征粮征兵、派夫派工之时，也不敢公平执法，通常要与他们合作，而把重担加在无权无势的贫苦农民身上。虽然有一些乡长、保甲长、地主、士绅加入国民党，或拥有良好的党政关系，但基本上可（以）说，国民政府的农村并没有党组织存在，……况且国民党内部派系纷繁，彼此斗争激烈，又如何判断谁是真能代表国民政府发号施令呢！”
研究之深入，在于能够从宏观而微观，再由微观而宏观。只知宏观，而无微观做基础，是为雾里看花；只重微观，而无宏观之眼界，则是管中窥豹。陈书议论之妙，自然不止于此。但其议论深入精当者，莫不是在微观研究基础上的宏观概括所得。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相反，陈书个别研究尚未深入的问题，议论起来就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了。
据导言说，陈书的中心旨意在于解释“三个大问题”，即“第一、中国共产党究竟和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第二、中共是如何动员群众，建立其基层政治结构？”“第三、中共究竟是如何建立一个庞大无比而又上下整合的党国体制？”（第37－38页）就这三个问题而言，第二个问题，即基层权力结构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作者第一本书研究和论述的内容，因此总体上说也是本书中议论较为充分和深入的一个问题，很值得一读。第三个问题是作者第二本书和其他几篇文章所涉及到的问题，尽管作者的研究未必全面，讨论也很有可争议之处，但大体言之有据，自成一家之说。然而对民族主义的问题，陈书的解释就很有些值得商榷之处了。
陈书对中共与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关系的看法，大致可以用其结语中的这段话表述出来，即“从根源来看，中共毫无疑问是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物。大部分党员们是以民族主义为起点，走上马列主义的道路；一旦皈依了马列主义，又让马列主义回过头来影响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诠释。所以中共的民族主义中带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因素，从而有别于一般所谓的民族主义。”在这里，作者提出了至少两种“民族主义”，一是“一般所谓的民族主义”，一是“带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因素”的，“马列主义的民族主义”（第970－971页）。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用作者的话来说，是因为“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认同、情绪和立场，通常并无具体的政策内容。所以中共尽可以根据其马列主义的信仰和观点，提出不同于其他民族主义人士的政策内容”。（第14页）如果这一解释说得通的话，那么，世界上大概也就没有“一般所谓的民族主义”了。中共是“马列主义的民族主义”，那么国民党呢，自然就是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了。甚至世界上只要有一个党，一种主义，一种宗教，一种流派，怕是也都有一种民族主义了，因为它们各有各的信仰和观点，难免会“提出不同于其他民族主义人士的政策内容”。
正是因为作者的这种说法缺少合理的依据，陈书在解释中苏关系的问题上就不免遇到了麻烦。因为，如果肯定上面的逻辑，那么，同样是信仰马列主义，何以中共与苏联会分道扬镳，甚至反目为仇呢？对此，陈书在导言、结语以及正文中有四五处涉及这个问题，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释，但读后并不能令人感到信服。
作者在一处的解释是说：双方因三面红旗而起矛盾，赫鲁雪夫“看到三面红旗带来的三年大饥荒后，冷嘲热讽，毫不留情，甚至直指毛泽东为旷古未有的大狂人”，毛的反应是指责赫“犯了严重千百倍的大国沙文主义”，并且“出卖社会主义的理想，把苏联带向了修正主义的错误道路”。结果“两人相互攻讦谩骂，犹如不共戴天的仇人”。（第736页）
三年大饥荒是指1959，1960，1961这三年。“三年大饥荒后”，应当是指1961年以后吧？但在下面的说法里，两人“相互攻讦”的时间，又被提前到了1956年，提前了至少5年：
“中苏所以水火不相容，追究其原因，可以从两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着眼，也可以从两国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和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方法的差异来分析。但是，最关键的一个事实是，毛泽东亲自主控中共的外交政策，而他和苏共领袖赫鲁雪夫从最初见面开始便彼此深怀恶感。早在1956年毛泽东和赫鲁雪夫已因为史达林鞭尸（是不是应该写成史达林被鞭尸？－引者注）和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上的歧见，而彼此交互攻讦。”（第738页）
说1956年事实上也有问题。因为如果说毛、赫“最初见面开始便彼此深怀恶感”，那就应当是指1954年，而非1956年，因为两人最初见面是在1954年10月。但问题是，当时史达林刚死，苏共新中央的领导人正在交替接班之中，地位严重不稳，极需毛泽东的支持，赫鲁雪夫带来许多“见面礼”，毛泽东也相当满意，双方如何会立即“深怀恶感”？甚至说毛、赫因为赫鞭史达林尸事“彼此交互攻讦”，也与实情相距甚远。事实是毛对赫鞭尸虽感不安，但打破史达林不可怀疑的神话，毛也还是高兴的，因此当年他对赫此举明显地是表扬多于批评。至于说这一年毛、赫对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产生歧见，似乎也有问题，因为对中国提前实现农业集体化的问题，并未见苏方当年表示过不满。
到写结语时，作者再度总结这一问题，又强调事情与“中共的独立自主性”有关，说是：
“从1950年代中期史达林逝世之后，毛泽东鉴于农业集体化和私营工商企业的国有化政策出奇的顺利，开始改变其对苏共的看法。毛泽东甚至敢于冒共产阵营的大不韪，轶出苏联模式，采取大跃进的政策，抢在苏联老大哥的前面，大胆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因此触怒了对他本来便有恶感的新苏共中央，被痛诋为极端的中国沙文主义者。自反而不缩（何意？－引者）的毛泽东则反唇相稽，发挥其‘与人斗争（应为与人奋斗－引者），其乐无穷’的精神，严辞批评苏联已堕落为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第970页）
然而，中共的独立自主倾向，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就开始显现，到延安整风时已惹恼莫斯科，也并未破坏双方关系，何以这个时候就一定会闹出个分裂来？至于说毛轶出了苏联模式，抢在前面向社会主义过渡，引起苏方愤怒，同样不妥。因为苏联1936年就已经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了，中共20年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未抢到苏联前面，苏共中央有什么理由感到不满？
中苏两党的矛盾磨擦乃至关系的最后破裂，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个人因素肯定有，但这种涉及到党和国家关系这样重大的政策问题，离开民族和国家利益，离开双方民族主义的情绪和立场，也不去讨论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理论冲突与争论，只是从毛泽东与赫鲁雪夫两个人斗嘴的角度去解释，如何能够说得明白？
其实，陈书对中共民族主义问题解释的不尽周延与合理，还不止于此。由于把民族主义等同于一般政策，陈书在解释中共的民族主义与阶级斗争策略的关系时，甚至混淆了两者的内容。结果，“结语”第一节“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最后，我们看到了如下一段令人费解的结束语：
“中共最初根据阶级斗争的观念来界定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随着阶级敌人的逐一消灭和改造，中共越来越难从客观的矛盾来把握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了。1955年邓小平说，谁是富裕中农，很难认定，但只要看他是否反对农业集体化就应该不错了。中共本来便有谁反对中共党国体制，谁就是阶级敌人的倾向，但从此以后就越来越严重了。……这时，毛泽东和他指挥的中共党国体制透过阶级斗争已经取得了民族主义的桂冠，在中国大陆没有什么人敢问：到底中共所谓工农阶级的利益在那里？毛泽东和中共党国体制是否真正反映所谓工农阶级的阶级利益，并继续以之来界定中共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呢？”
我不知道，有哪位读者能够明白作者在这里想要表达的观点。我能够了解的情况是，自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共用以规定阶级成份的经济关系已经改变，继续根据客观上占有生产资料多少来划定敌对阶级已经成为不可能，结果，以思想言论的倾向来判断阶级敌人的作法逐渐盛行起来。但这与要不要“界定”或“把握”民族主义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只要我们细心一些就能够发觉，中共从来就是把“民族主义”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除了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它都是严厉批判民族主义这一倾向的。它又如何会在意要不要时时“界定”和“把握”民族主义呢？
依笔者看，民族主义不过是长期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有着大致相同的语言文化传统的人们，在感情上的一种认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然的情绪和立场。它与党派无关，更不因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变异。它可以表现在一种政策、一种方针之中，但却不可以把它和政策或方针完全等同起来。二战以后的历史显示，越是信仰马列主义的国家，相互之间民族主义的排斥现象也越明显，根本不存在什么可以共同尊奉的“马列主义的民族主义”这种东西。同样，这种民族认同感及其由此而产生的民族情感，也只存在于不同民族交往之间，它同本民族内部的阶级关系或党派斗争不发生必然联系。硬要把民族主义划分为不同意识形态的政策需要，我们就无法理解1945年的蒋介石和1950年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同样为中苏条约感情冲动，就无法解释中共与苏共之间为何会存在那样多的矛盾与冲突。[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