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0年代初起，笔者就经常在留意台湾学者评论大陆学者的书评。这些书评通常批评得很直率。并非评论者的意见都有道理，但笔者还是不止一次地讲过这样的话，即大陆的学者确实很应该看看这样的评论。
台湾的学者是不是也一样尖锐地评论他们自己的同行呢？很遗憾，在我近年所能看到的台湾近代史界的刊物当中，这样的评论几乎没有。为什么？据说是大家不愿意伤了和气。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轻易地发表文章和著作（据我所知，台湾学者发表文章和著作远比大陆学者容易得多），同时我们研究中的缺陷和错误又得不到及时的批评和指正的话，我们自己的研究水平是不是会逐渐因为自我满足而止步不前，甚至日渐退化呢？
陈永发教授是笔者的朋友，并且可以算是笔者的学长。在读过他的这本大著之后，笔者也有过片刻的犹豫。但我还是冒昧地把这篇可能多少挑剔的，并不十分全面的书评写了出来。我很感谢陈教授同意我发表这样一篇尖刻的评论。我相信，善意的批评远比虚假的奉承更能使我们大家受益。
* 本文乃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编辑部所约而成，并已刊登于该通讯。
[1] 如果考虑到郭华伦、王健民著作中附录的大量文献，陈书在字数上似乎还要远超过郭、王二位的著作。
[2] 当然，“快”并不是评价一个学者能力的标准。麦克法夸尔教授花了14年才完成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但没有人不承认他在美国中国现代史研究当中的权威地位。
[3]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xi页；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0），1990年版，序文第4页。
[4] 仅以其“第一部分”前言之后的开篇一章“整风运动的缘起及其初期发展”中第一节“中共中央权力结构的改变”而论，就有若干硬伤。如称王明1937年底回国后“建议洛甫辞职”，“在王明提出建议之后，毛泽东则顺水推舟，主张废除总书记一职，另采政治局常委领导制”，“自此以后，毛泽东则可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直接领导党务”云，就不实。事实是王明回国后从未提议洛甫辞职，毛泽东亦不曾建议废除总书记一职，中共中央也从未采用过所谓“政治局常委领导制”，王明回国所带来的中共中央领导方式的唯一变动，就是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指示，加强了书记处的地位，重新划分了各自的责任范围，但洛甫仍是总书记，直到1940年洛甫才主动辞去了这一职务。有关洛甫辞职的经过，可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页，等。其他如毛泽东早就看重刘少奇，二人有“攻守同盟”，毛先是“支持”刘去恢复北方局，后“乘机派刘少奇到华中”“相机取得该地区的党政军大权”，“同时也派娴熟俄语的任弼时赴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进一步改善毛泽东和史达林之间的关系”，以及参加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人名、议程及内容等，都有不实。恕不一一加以辨正。
[5]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0页。
[6]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222页。
[7]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133页。
[8] 前引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152－154页。
[9] 参见彭明、杨奎松：《李大钊政治思想演变的历史考察》，《近代中国人物》，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1985年版，第82－117页。
[10]参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8－10页。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12] 如第68页三注，说李大钊用无政府主义弥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足一注，说青年毛泽东思想中有矛盾思想一注，说张申府融孔子、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罗素于一炉一注。随后引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毛泽东对陈独秀观点的看法时，却不做注释。
[13]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14] 参见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八章（中国共产党观念中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