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前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121页。
[19] 关于这一战例的问题，不仅在于当时新兴里美军团的番号，《战争史》书中关于继任指挥官费斯的军衔也明显是错的，费斯当时还只是32团1营营长，也不可能是上校军衔。另外容易引起争议的还有被歼美军是否一个加强团及死伤的数字，也应考证。根据古格勒《朝鲜战争战斗经验实录》和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两书中的说法，当时负责防守长津水库东侧新兴里一带的美军为32团一营，31团3营和57野战炮营，并非一个整团，也不是一个加强团。31团另外的部队或与第1海军陆战团驻守下碣隅里，或被编入特遣队负责打通到下碣隅里的道路。另外，当时在新兴里方面的32团1营1053人，31团3营人数相当，炮兵营人数较少，三个营的兵力只有2500人。32团1营最后仅回来181人；其他两营伤亡比例也差不多。最后幸存者仅为1051人，而肢体健全者仅385人。换言之，三个营2500人，死伤达到2115人。在这里不清楚的只是，这三个营中是否还编有南朝鲜籍士兵。
[20] 在注重苏联作用的论文中，沈志华的《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颇具代表性。
[21] 见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2] 逄先知、李捷前引书，第18页。
[23] 对于当天会议的形式，绝大多数学者，包括逄先知等，都表述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逄先知、李捷前引书，第14页，等。
[24]前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第163－164页。
[25] 同前引注16；并见《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菲利波夫电》，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5，卷宗号1，目录号334，第105－106页。
[26] 参见徐焰前引书，第20页。
[27] 见齐德学前引文。
[28] 前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161页。
[29] 前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211页。
[30] 转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224－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