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科学的生命就在于创新，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持续发掘和深入的研究，不断推出具有新史实、新观点的历史著作，这本身就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也是历史学作为一门具有科学性的学问有其存在价值的最重要的证明。《恩怨》一书因为史实和观点新而引起关注，包括引起一些批评的意见，应该说是好事。
笔者研究中共党史问题已有多年，出版的专著也有七八种之多了，自恃不少都深具新意。但像《恩怨》一书引起读者如此多的反响，却还是头一遭。想来一是写法取巧，如比较通俗易懂，标题有了一些包装等；二是本书的内容和题目容易引起多数读者的关心。毕竟，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对不少读者有吸引力。
说实话，《恩怨》一书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笔者都不是第一次谈到了。但是，以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真正了解它们的只是少数同行，而且还是那些在学术研究上比较敏锐和勤奋的同行。换句话来说，不论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多么重要，由于缺少有效的沟通渠道，它们不仅经常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很多时候甚至连许多搞历史这个行当的教授、研究生也不甚了了。于是，我们常常看到不少同行在那里“炒冷饭”，写“假大空”的应景文章，而大批读者却在那些专事“揭秘”的“地摊史学”和多少有些离经叛道的港台政治历史类盗版书中，苦苦寻找他们所关心的历史问题的答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历史学家们辛辛苦苦发掘来的史料和研究的心得，有时反倒是靠那些以“剪刀加浆糊”生财的书商们，打着纪实的名义，缺胳膊缺腿地给推到社会上去了。
历史研究有必要与社会需要相结合，这似乎不应当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历史学家不能总是搞一些佶屈聱牙、高深莫测的东西，没人读没人看，只为了评职称，否则这个社会要历史学家干什么？问题是，长期以来，没有几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愿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搞成通俗易懂的形式。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研究的成果都适合于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身在象牙塔尖的人，往往也不敢轻易把脚伸到地面上来，因为那很可能遭人诟病。记得笔者的一位搞民国史的同事，只因为越界搞了一部电影史，就好受了一顿批评，并且影响了评职称，又何况要把原本是庙堂之上的研究通俗化。不难想见，要使我们的研究保持相当的学术水准，同时又能够成为众多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东西，着实要冒一点风险。正因为如此，当《恩怨》一书印出来后，笔者内心反倒多少有些忐忑。
让笔者心存忐忑的，其实还不只是历史学界的态度。九十年代以来，俄国档案的大量公开，对中苏关系史，乃至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恩怨》一书所以能够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提出许多新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此。但利用俄国档案研究有时也会引起麻烦。记得两年前刚开始发表书中有关朝鲜战争的章节，就听到一个意见，说是文中太多的依据了俄国档案。有权威机构的专家甚至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文章，特别谈了“如何看待和运用俄罗斯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档案问题”，说俄国公开档案是有倾向、有选择的，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应当多利用中国方面的档案。
研究历史，特别是涉及到与核心政治有关的历史，最大的困难就是利用档案文献资料的不便。任何国家开放档案都会有一定的限制，也会有倾向性，这是不必讳言的。问题是，美国等欧美国家的档案公开有法可依，除被认为事关国家安全的个别档案要适当延长保密年限外，一般30年一过就自动解密。自九十年代开始，俄国档案也基本上照此办理了。不过，由于那里改换了朝代，新政府对公开旧政府的许多秘密，有时反而更彻底。台湾方面公开档案的情况也大致相似。目前，最困难的反倒是查阅我们自己的档案。我们开放档案的时间按理说不比俄国和台湾晚，而且我们在八十年代就颁布了《档案法》，也规定了30年解密的时间界限。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开放党和政府的历史档案，还只是一种形式，即由政府委托的部门负责在大量档案中筛选出极少数加以整理和刊布，不要说一般人，就是相关学者也很少能直接前往有关档案馆调阅查档。在这种情况下，把我方已经公布的档案资料与有关国家已经开放的档案资料参照起来进行研究，实际上不可避免。
应当说，历史研究是没有国界的，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去研究，人家也会去研究。利用本国档案，与利用外国档案，在研究者本身并无多少分别。何况，《恩怨》一书其实还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中国方面公布的档案的。不论海外有关国家和地区在开放档案时有无倾向和选择，两相参照，相信是完全可以得出客观的判断的。
当然，利用近年来大量新公开的档案文献来重新探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个容易让笔者心存忐忑的因素。那就是此问题难免会牵涉中共党史上的一些传统的说法和观点。由于中共党史研究曾长期脱离历史学的范畴，被提升到政治理论宣传的高度，成了政治运动的风向标和宣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工具。直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为一切工作的重心以后，它才渐渐复归本行，有了从学术角度来进行讨论和研究的可能。但凡事积重难返，并不是所有人都习惯于在这个领域里听到不同声音的。
记得在《百年潮》杂志初发《恩怨》一书第一章的内容，旨在于对我们过去所熟知的一个观点，即“共产国际始终压制毛泽东”提出不同看法，强调：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崛升，除了其主观的因素以外，莫斯科的态度也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对此，有人表示难以接受，批评说，人人都知道共产国际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思想，并支持王明路线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仅以斯大林或共产国际领导人没有直接地公开点名批判毛泽东这个现象为根据，来证明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这种说法是不是太肤浅、也太没有说服力了？”
其实，莫斯科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是有变化的，而毛泽东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受到共产国际主席的高度赞扬，因领导红军和成功创立根据地被莫斯科批准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政治领袖，进而被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颂扬为“伟大旗手”，又是印讲话小册子，又是出个人选集，最后当王明争权时，国际领导人更明确表态支持毛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包括“左”倾中央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背后虽然有国际“进攻路线”的错误影响，但莫斯科反对排斥打击毛泽东，并且坚持要利用毛泽东的丰富经验，要宣传和提升毛泽东，也有大量文献可以证实。历史有时是很复杂的，有分歧不见得没有共同利益，有联系不见得就思想一致。
也许有必要指出，对于一部历史著作来说，其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看它的政治批判力如何强，而是要看它能不能充分占有史料，并依据可靠的史料，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描述清楚。对错谁属，责任大小，并不是一部历史书必须要讨论的问题。要做到实事求是，“客观”两个字非常重要。如果研究者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和感情色彩，基于鲜明的政治功利主义，着眼于批判的目的，其研究就难以做到实事求是，许多问题的来龙去脉甚至根本就搞不清楚。以往关于中苏关系，特别是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研究的文章著作，之所以很多不尽人意，这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检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