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但是，通向成功的道路又是如何向前伸延的呢？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中国最初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故乡，如果我们还记得最早的中共党组织只有几十个人，如果我们注意到共产党在二十八年的漫长革命生涯中几乎始终处于强大敌人的压迫之下，我们就应当想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毕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失败与牺牲。同时，也正是在这许许多多的失败与牺牲中，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才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明确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思想，阐明了中国革命运动在国际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它对世界的特殊影响。


       中国革命的成功，正如它所经历过的种种失败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多少年来，我们深入地探讨了它的内部原因，分析说明了国内社会、阶级、党派集团以及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我们对于外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似乎还缺少系统和深入的讨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还是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生长和发展，都是一定的国际环境的产物，离开了特定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中国革命的任何一种成功和失败都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我们可以试问：为什么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会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很快为少数知识分子所接受？为什么中国共产主义者最初要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模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并确立自己的政策？为什么中国革命者会主动接受来自外国的共产党人的帮助和指导？为什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策是出自一个外国人的主张，而整个合作的进程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外国顾问和代表人物来规划和设计？为什么中国革命会一度提出一个对中国革命者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苏维埃”革命口号？为什么革命者为之奋斗几达十年之久的“苏维埃”的革命形式竟会被永远地放弃？为什么中共领导人在抗战期间既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存在矛盾，而又明确地把它们看成是世界革命的“总司令”？为什么共产党要把政治民主化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并且一度把资本主义的“总司令”美国看成是自己实现这一目标的助力，而它最终又为什么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与此相关连，我们似乎更应当试问：这样一种状况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条件下，究竟对中国革命发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方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与此相呼应的？而40年代中共与共产国际及其国际无产阶级领导中心苏联关系若即若离之际，中共的理论观念又发生过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影响到共产党人的革命目标和政策？换句话说，中国革命的策略，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国际环境支配的？而国际环境的变化，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我们多半都相信，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但是，历史的辩证法还告诉我们，任何事物至少都存在两个方面，它们往往也互为因果，即内因往往也要通过外因才能发生作用。比如，没有适当的温度，鸡蛋也不能孵出小鸡来，而鸡蛋距离热源的远近，热源本身的变化，以及整个气候条件对于热源温度的作用等等，都可能对鸡蛋的孵化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比如，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是，距离苏联较近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较多，而距离苏联较远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较少。同样，在革命和战争期间，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较多，而在和平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较少。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外部原因确实在发生作用。

       中国之所以会不断发生革命，这无疑是由中国社会的内部原因决定的。但中国革命究竟将要达到何种目的，这又是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形势和条件密不可分的。中国革命之所以从20年代而不是从1905年开始走上通往社会主义的艰难道路，显然是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有密切关系的。毛泽东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高度形象地概括了这种关系的本质。它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就其基本内容和方向而言，都是得益于俄国革命性质的影响和规定的。恰恰是由于中国革命及其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特殊关系，由于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指导，由于后者对于前者的援助乃至干预，中国革命才走上了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条通向社会主义的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

       当然，我们不是外因决定论乾。何况，中国革命的成功并不取决于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干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办，而不能由共产国际那些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来办。事实证明，完全依照苏联人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种种复杂关系，多半都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国革命最初的十几年里，共产党所经历的种种挫折无疑都与这种办事方式有密切关联。但结果，不论苏联在中国革命身上投入了多少心血和精力，中国共产党人到底并没有完全按照苏联人的意志去发展自己，从主张世界革命，主张保卫苏联，主张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问题，以致提出“中间地带革命”的思想，他们曲折地却又是勇敢地走出了比较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尽管如此，失败还是成功之母，成功中也依旧包含着失败，外因也仍旧通过内因在起作用，历史总还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历史联系来看，在整个国际大气候、大环境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与外国世界的联系越紧密，它考虑和制定中国革命策略的因素就越复杂，其成功与失败的机会也会同时存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依旧充满了荆棘。

       从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来考察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及其策略变化，是本书写作的目的。如果我的这种研究能够使人增加对于中国革命曲折程度以及艰难程度的了解，并注意到中国革命产生和发展的极其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它们之间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因果关系，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本书中因为我自身的水平和对问题的理解程度而存在的各种不足之处，还希望能够得到有关专家的谅解和指正。

                                    杨   奎   松
                                一九八九年二月于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