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概念差不多是在55年之前由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首先提出来的，它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用以摆脱苏联人控制，决心根据中国革命利益的实际需要，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命运的一面旗帜。毫无疑问，这样的口号是不可能得到长期垄断着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苏联共产党人的赞同的。于是，当新中国建立之初，在苏联人帮助修订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消失了，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斗口号，被“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样一种四平八稳的提法所取代了。在此之后，几乎是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多数中国人看来也都相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提法。


       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必然性，多半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再度意识到他们必须重新寻找适合于自己国家特殊条件的独特发展道路之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再度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历史似乎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它原来的起跑线上来了。当然，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每一个关心中国政治前途的人，在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时，肯定会受到远比当时人要深刻得多的历史性启示，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历史将不会再走回头路了呢？事情看起来并不是那样简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面政治旗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历来是共产党人用来划分敌我的一道分水岭，但它同时也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人们进行创造性的思维。而创造性的思维，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本身的生命力所在。可是时至今日，对于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不同解释或修正，在人们的思想当中仍旧是一件相当困难的甚至是充满危险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从事着前人所未从事过的改革事业的时候，种种政治上的顾忌甚至不可避免地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种种经济问题及其后果的看法，因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当前国家的改革决心与进程。

　　没有必要讳言历史发展本身的复杂性与曲折性。问题在于，我们有必要了解，当今所面临的一切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就曾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过苏联人所设置的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禁区”，走自己的路，取得了成功。尽管，在今天，在我们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中国化这个题目的是时候，我们有必要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其实并不因为毛泽东的出现就“天堑变通途”，中国革命主客观环境及其条件的复杂与特殊，决定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对于中国革命认识不能不表现出同样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但可以肯定，正是这种复杂与曲折，也决定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老一代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和决策过程不能不总是具有鲜明的实践特点。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来形象地比喻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探索与实践，它其实也同样可以用来形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处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系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一切。了解这一切，真正理解它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实践应该不无教益。

　　研究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过程，毫无疑问是有它的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尽管，成功的意义在这里并不意味着完善无缺。恰恰相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通向政权的每一步都是极为艰难的，任何一种错误的政策选择，都可能给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历史提供给共产党人进行正确选择的条件又是十分欠缺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很难设想，没有马克思主义，会有中国共产党；同样也不能设想，没有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作依据，共产党人能够成功地找到最终战胜国民党的社会力量。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就是灵丹妙药，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方法，由于不能同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在几十年里曾经几度大吃其苦头。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幸运，其实还在于他们必须而且能够把他们奉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即“中国化”。之所以“必须”，是因为他们曾经始终是在强大敌人的围攻和压迫之下，不能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尽可能实事求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经常注意调整变化自己的各项政策和策略，而不能机械地照搬照抄外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模式，甚至不能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义。之所以“能够”，是因为他们中有着像毛泽东这样典型地习惯于用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的语言系统来理解、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并且习惯于从中国革命实际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中国人；纯粹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与努力，“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它的俄国形式，经过不断的修正和改造，在实践中逐渐建立起一种适合于在中国生长的独特形式。

　　“变则通，不变则亡”。这句老话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适用。正如笔者在本书最后一章所总结的那样：“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从而不能不决定着人们思想和主义的某些内容也要相应地有所改变。……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变化是正常的，相反，不变化却是不正常的。时间在变，世界在变，环境和条件都在不断地改变，把自己的思想、主义固定起来，僵化起来，不能怀疑、不能修正和创新，其结果只能是在变化的大千世界面前失去应变的能力，从而丧失自己的生命力。”看来，正是由于共产党人后来坐稳了江山，这一逻辑的客观力量表现得不那么具有威胁性了，因此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不再像战争时代那样“战战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们真的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了。只不过，在战争年代里，面对强大的敌人和险恶的环境，任何一种机械的、僵化的和教条主义的作法，都可能迅速把他们引上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过程看上去却要缓慢得多。然而，正因为其来得缓慢，正因为其容易使人感到麻木，当它为害之际，往往危害更甚，以至难以补救。

　　历史向来都是无情的。它从来不以主观动机论英雄，它所看重的只是客观的效果。因此，任何一个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都有必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目的。中国共产党人过去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他们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最有效的手段和武器，因而他们敢于根据斗争的实际需要修正它和发展它，而并不是把它视为一种教条。本书从一个方面深入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把他们从俄国人和共产国际那里学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当中来的。从本书所说明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以及政策的不断变化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按照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准确地规定不同时期与不同条件下的斗争目标，特别是要找到并认可一种灵活适时的斗争策略，曾经是多么的困难，又是多么的必要。在这里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斗争的条件和环境都在不断地改变着，因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具体的斗争目标、政策策略、行为规范，也统统都在不断的变化和修正中，统统要根据实际斗争的各种不同条件和需要来改变。任何“经验”、“成熟”、“完善”之类的字眼儿，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