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机会，它可以使政治观点上截然对立的双方，在一种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形成某种合作的局面呢？毫无疑问，不论过去的人们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现实，也不论今天的人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理解过去的历史，这样的机会确实存在过。有谁能够否认，自有中国共产党以来，到国民党败走台湾时为止，在这28年的时间里，政治观点上截然对立的国共两党，相互战争的时间丝毫不比他们“和平共处”的时间长。（计算自有中国共产党以来到国民党败走台湾这28年的历史，两党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总计有1927－1936（9年）和1947－1949（3年）共12年左右的时间，而两党合作或处于非战争状态下的时间，却有1921－1927（6年）和1937－1946（10年）共16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双方战争的时间应少于合作的和“和平共处”的时间。
当然，过去的和今天的政治家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于这种“和平共处”始终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之所以选择“和平共处”而不是选择战争，这毕竟是一种妥协，并且是相互间的而绝不是单方面的妥协。时至今日，还有人在怀疑，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是否还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但是，人们为什么不从另外的角度想一想，为什么从1935年开始蒋介石就在秘密寻找共产党谈判，如果张学良不是了解到蒋介石秘密寻找共产党谈判的情况，如果他不是相信共产党有蒋介石也无法消灭的力量，他是否会与共产党结盟，是否会冒险发动西安事变？进而言之，西安事变结束之后，如果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蒋何以要留这无穷的隐患，而与之和平谈判？如果共产党数万兵力无足轻重，蒋又何以在谈判条件上一让再让，最终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保有事实上独立的军权和政权？试比较一下1949年的国共谈判，蒋尚有半壁江山和数百万军队，只因共产党人不想与之妥协，结果竟想要保有部分的政权和军权而不可得。事实昭然，妥协总是双方面的，而双方面的妥协不论形式如何，又何尝不是一种“合作”？
在1937年到1946年这10年的时间里，恐怕再没有什么字眼儿比“国共合作”这个字眼儿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了。它里面既有友爱，也有仇恨；既有团结，也有对立；既象征着平等，也象征着不平等；既意味着和平，也意味着战争，他们却始终在努力维持着他们之间的统一战线。从1936年国共两党谈判政治解决两党关系开始，到1946年国共两党谈判破裂为止，他们之间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11年之久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谈判。这些谈判的内容固然每每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固然比比皆是，但是，他们之所以谈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达成和实现某种程度的谅解与妥协，为了保持某种形式的和平与合作。
然而，截然不同的观念形态、政治地位和社会基础，使得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目的。而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目的最终导致国共两党总是难以找到共同的妥协基础与谅解方式。当然，机会总是有的，无论是1937年，1938年，1942年，1944年，还是1945年和1946年，我们事实上都能够发现这样的机会。但是，机会总是有条件的。它们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客观环境、力量对比和一方甚或双方的妥协意愿所使然。也正因为如此，机会总是不能保持永远。任何一种环境的改变，力量对比的变化，乃至谈判条件的调整，都可能使本来存在过的机会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注意一下1942年和1944年上半的两党谈判情况，就可以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也恰恰是由于这种情况，我们似乎有必要注意到两党关系的极端复杂性。
可以肯定，在国共关系史中，两党谈判的历史是最能够集中反映双方关系的这种复杂性了。在1936－1946年间，国共两党几乎所有重大的矛盾与纷争，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不可避免地要诉诸并通过谈判来解决。而国共两党自身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针和目的，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也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谈判条件的考虑和变换中表现出来。甚至，如果我们把国共双方的历史性较量概括为一种“斗智斗勇”的话，那么，谈判本身实际上也是双方运用谋略克敌制胜的一种手段。有人说，谈判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如果我们只是就其复杂并极具技巧性的这一特点而言，我们的确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艺术－一种“斗争艺术”。在抗日战争前后，国共双方实际上也正是把谈判当成是一种斗争的重要手段的，它甚远比那些真刀真枪的磨擦和冲突更加具有威胁性，更加惊心动魄。
本书的目的，在于努力研究并说明在国共关系史中最复杂也最富戏剧性的两党谈判的情况。也许，人们今天可以从中得出某些有益的教训和启示。
杨 奎 松
1991年2月于北京翠微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