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现代史，不可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研究中国共产党，不可不研究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毛泽东曾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来形容双方关系的先后主次及其密切程度。所谓十月革命，就是指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即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以后改称共产党)在彼得堡发动的夺取政权的武装暴动。这次暴动的成功，不仅创造了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号召的苏维埃俄国(后称苏联)，而且应运而生了一个以组织发动世界革命为职任的共产国际，从而在许多国家推进了共产党的产生和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与俄国有着世界上最长的共同边界线的中国，在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掀起的这股热潮的冲击方面，自然更是首当其冲。

  　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共产党之产生，同俄国人有关。甚至，还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之初，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已经试图组织中国的共产党了。当时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旅俄华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刘泽荣(又名刘绍周)等即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的名义出席了大会。会后，俄国人更进一步提议，将这个旅俄华工联合会内原有的共产党支部扩大到各个分会，并将它们统统“改组成共产党党团”。一年之后，在俄共指导下，旅俄华工中共产党代表召开会议，终于宣告成立了旅俄中国共产党。它的组织章程明确规定：旅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在中国组织无产阶级，实行社会革命，中央组织局“将来须移至中国”。(转见薛衔天、李玉贞：〈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在华建党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由此，足以见俄国人早有向中国输出革命的设想。

       但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之类的组织，并不只是这些俄国人的想法。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又实在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既然那个时代进步的中国人大都在苦苦探寻救国方策，而邻近的俄国人又神话般地创造了一个据说是反强权、反压迫、奉行平等、正义的新社会、新国家，他们所凭借的种种“武器”，自然会引起许多中国志士仁人的向往与效颦。因此，并非是靠俄国人的鼓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一些中国人自己就在那里高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不用说了，就是孙中山旗下的《民国日报》，不也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社论，称颂“中国似宜取以为法”的俄国革命，高呼“民生主义当拔帜以兴”吗?(1918年5月27日，6月25—26，28—30日《民国日报》(社论)。)这也就难怪，在而今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书中，经常能够见到当年中共建立之初，孙中山麾下的戴季陶曾积极参予筹划的记述。其实，若从可以查证的历史文献来看，在中国最早卷入所谓“共产党”活动的人，并不是陈独秀、李大钊一派人，却真是张继、戴季陶这些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干将呢。还在1919年6月，俄国那边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产生出来，汉口警察厅以及江苏督军公署参谋处就接连有报告说，孙中山等人与俄国及美国社会党人来往密切，“目下共产党在沪，秘密结社，积极进行。张继、戴天仇等均为该党首领，即旧国会议员亦有受运动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9页。)如此看来，孙中山后来讲：因为他对中国民众有很大影响，因此列宁当初曾要他来组建中国共产党，也并非完全是信口开河。（〈中共广东地区委员会会议记录〉，1924年10月4日。)

      目前已经很难考证清楚继俄国革命之后，在中国自发涌现出来的“共产党”究竟有多少家了。但已经找到有史料记载的共产党至少也有五、六家之多。最早在1919年就试图组织，却未能成功的是所谓“无政府共产党”，它的“告失败书”记述了它所作过的努力。(前引《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29—30页。)其次是此后不久出现的四川重庆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保存下来的它在一九二一年初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书说明，它“于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正式宣告成立”，曾经发展到大约100位成员。(〈关于四川重庆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再次是大约几个月之后，由“五四”期间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姚作宾等人组织的“中国共产党”。　
　
       同样有几件共产国际的档案记录了这个组织曾经存在的点滴情况。我们因此知道这个姚作宾在一九二0年五月曾专门前往海参崴请求俄国人援助中国革命，得到承诺后即回国秘密组织共产党，又转赴莫斯科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献，1920—1925》，莫斯科1994年12月版，第49页；〈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1921年9月28日；并见王觉源：《中国党派史》，正中书局1983年版，第94页。)下面一个是与姚作宾的“共产党”几乎同时出现的一个所谓“社会共产党”。有关这个曾经在上海昙花一现的小组织的痕迹，是在它的参加者俞秀松保留下来的日记中透露出来的。俞在一九二0年七月十日的日记中记述说：“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上海党史》，1991年第7期。)通过这句话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此前他曾和友人一度组织过一个“社会共产党”，终因“茫无头绪”而放弃了。再下来要算是由当时相当有名的国会议员胡鄂公(即胡南湖)等人创立起来的那个“共产主义同志会”了。前文所述北洋政府官文中提到的所谓“旧国会议员亦有受运动者”，不知是否就指的有他。他们早先在北京成立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公开出版《今日》杂志以为宣传机关。而后他们又组织了这个叫作“共产主义同志会”的“共产党”组织。他们的代表当年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这个组织正式成立于一九二二年二月十六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即为胡鄂公，正式会员有一万人之多，遍及全国九个省市十二个地区，其最终目标在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及世界共产主义共和国”。迄今仍然保存在莫斯科汉学图书馆保存的“共产主义同志会”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月刊，清楚地显示出了它的性质与实力。(参见〈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报告书〉，1922年；《共产主义》(月刊)，第一期，1922年。)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由旅法中国学生组织起来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和在四川由前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等人建立起来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关于这两个共产党组织的存在，也有不少的文献可以证实。(前者据说由张申府串连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发起，属于青年团性质。后者据吴玉章回忆叫“中国青年共产党”，初时参加者均以英文缩写为“CY”，后见《赤心评论》第一期，知其不久又改为“YC”。性质不明。见《共产主义小组》(下)，第884—886，895—899页；《杨闇公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