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建立一个政党，宣传、组织等等费用极大，远非陈独秀等少数知识分子靠教书、写文章的微薄收入所能应付者。何况自共产党建立之始，他们中大部分人便转而成为职业革命家，再无薪奉可拿，不靠莫斯科，维系一个小组织恐怕都不可能。这也就难怪，一九二一年一月维经斯基一离开中国，中共立即“经费无着”，不仅各种宣传工作暂告停顿，书刊出版被迫中断，原计划中的对工人的启蒙教育工作“不得不停止”，就连派人南下汇报工作的区区十余元路费一时竟也拿不出来了。(〈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1年7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年5月，《中共“一大”前后》(下)，第383页。)
    关于共产国际援助的经费对中共的生存发展究竟具有何种作用，我们只要看一看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报告中提到的几个简单数字，就可以得出一个大致清晰的印象。报告说：

      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印刷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元，其他约二千余元。(〈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47页。)　　

      这个时候中共国内党员总计约一百七十人左右，且多数尚有社会职业，故所费甚少，以“其他约二千余元”为党员消费计，人均尚不足十三元，并且还可“自行募捐一千元”。但由此已可看出，党的经费约94%都是来自共产国际，仅各地工人运动一项就占去了大约60%的费用，其党员自筹款只够召开一次劳动大会的数目而已。很显然，中共成立以后所以能很快在各地工人运动中发挥作用，并逐渐成为中国工运中之举足轻重的指导力量，这是同共产国际为其大力提供经费帮助，同时它又将这笔钱大量投入工运分不开的。

      不过，随着中共组织逐渐发展，职业革命家日渐增多，党的各种开销日渐加大，自筹经费部分却更加减少了。尽管中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98页。)，实际上自筹款数越来越少。据陈独秀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称：一九二二年“二大”以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仅一九二三年头八个月，就“从共产国际领到经费约一万五千”。(〈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8页。)由于自一九二三年起党的经费与工人运动的经费已经分开，由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分别提供，因此一九二三年用于党组织本身活动的费用的绝对数明显增多。党的经费的增加，一个直接的作用，就是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力，并且在组织上也有益于其发展。一九二三年国民党之所以不得不同意以“容共”的方式来同中共进行合作，自然与其日渐活跃的发展势头不无关系。

    有关共产国际在经济的援助对中共发展的意义，我们不妨以一九二一—二七年的数字制一张简表，给读者提供更宏观一些的印象：

年代	1921.10-1922.6	1923.1-8	1924	1925	1926	1927.1-7
党费总数	0.66万元	1.5万元	约3.5万元	约4万元	约12万元	约18万元
党员总数	约170人	约380人	约700人	约980人	约1万人	约5.8万人
人均开支	约40元	约40元	约50元	约40元	约12元	约4元

       由上表可知，共产国际提供的党费与中共的发展呈同步递增状态，后者对前者的依存关系显而易见。不过，从趋势上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的增长赶不上中共组织的发展。在一九二六年中共党员人数大幅度增加以后，共产国际所提供的党费数渐成日减之势。尽管到一九二七年，中共自筹党费数仍不足三千元，而这一年来自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等，总计几有近百万元之多，显示中共对共产国际在经济上财政上的需要仍然相当之大，然而，此后不论中共如何要求，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总数始终保持在这一水平上下没有明显增加，致使中共常常感到经济窘迫，影响其活动和发展甚为明显。到了一九三二—三三年中共活动基本转入农村，中共中央也迁往江西苏区，共产国际向中共固定提供活动经费的历史更告中断，中共遂不得不转入自我发展时期。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共产国际虽然也根据中共的要求，时有大数额经费接济，但对中共的生存发展已不起决定作用。如此一来，中共对莫斯科依存的条件遂逐渐消失。中共既然已有自己的军队、政权、地盘和多年实践之经验，不必再依靠莫斯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而生存和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三十年代后期逐渐改变，就是一种不可免的结果了。研究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史，似乎不能不注意到这种情况。

      探讨中共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因为许多关键事件的关键档案都被尘封在大陆和俄国的档案馆里。值得庆幸是，自从我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以来，总是不断有新的资料和档案能够被发掘和被公开，它使我的研究相对地变得容易了许多，也使我在接连做了十几年的研究之后，至今仍然有可能利用新的档案资料向读者介绍那些长期以来被遗忘、被忽略、被误解，甚至可能是被掩盖了的历史事实。

    在此我必须感谢蒋永敬教授和张玉法教授，如同《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一书一样，本书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又是与他们的鼓励与提携分不开的。
                                                                                                  杨   奎   松
                                                                         一九九六年四月一日于北京翠微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