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国内国外，写毛泽东的书，已是汗牛充栋，多得不可胜数了。但专门谈论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书，迄今为止，国内的出版物中还只有个别当事人的片断回忆[1]，和根据这些片断回忆大胆想象、浓墨重彩地铺陈出来的几本纪实文学作品[2]，称得上专门研究的著作几乎没有。[3]

     是这个问题不重要吗？毛泽东作为一代豪杰，左右了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命运，不要说他的那些丰功伟绩，就连他的喜怒哀乐、生活趣闻，都成了文人墨客笔下生花的重要题材，被一遍遍地写进书里，更何况极大地影响着毛泽东一生的他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呢！  

      为什么写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著作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文献资料欠缺。因为资料欠缺，以反映历史真实为己任的历史学家敢于大胆涉足这一课题者自然少。于是它就成了那些稍有文采，又喜欢演义的文学爱好者纵横驰骋的天地。只可惜，那些绘声绘色地描写毛泽东如何与斯大林、赫鲁晓夫斗智斗勇的纪实文学作品，造成了一个让所有历史学家都深感头痛的问题，即这些一遍遍重复着那几本原来就不是十分可靠的当事人的片断回忆，并加上自己大量主观想象的纪实文学作品，使得本来就有些扑朔迷离的历史事实本身，变得更加面目不清，给历史学家澄清历史，说明真相，增加了更多的困扰。

       近年来，历史档案的解密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潮流。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的有关机构先后公布和发表了相当一批十分重要的历史档案资料，其中就有大量涉及到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问题的电报、指示和谈话录等。90年代初以来，俄国相关档案的大批公开，更使研究中苏关系问题在国内外历史学界当中渐渐变成一门“显”学，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来了。对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研究，竟开始成为许多国外学者关心的课题之一。

      从国外近年来接连出版的几本谈论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的专著来看，国外学者积极利用新披露的资料，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趋势已经很明显。[4]在这方面，中国学者显然已经落在了后面。充分掌握这些新的资料，对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做出我们自己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说明，无疑也应当是中国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当然，研究毛泽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研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许多情况还没有搞得太清楚。但是，作为一代领袖人物，他的一生早已盖棺论定，包括他的几乎所有政治活动，不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也似乎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法。要想写出新意，同时又让读者相信你讲的确有根据、确有道理，很难。

      目前研究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也确实还有一些明显的困难，最主要的是因为档案资料的公开还存在着一些盲点，要想清楚连贯地按照编年体的方式讲清楚毛泽东一生中与莫斯科发生关系的全部情况，也还有相当的难度。但是，能不能等到一切条件全都具备，等到所有档案资料全部公开以后再来写这段历史呢？我以为不能。 
 
      考虑到种种困难，本书的叙述虽然严格按照历史的顺序，但却主要是以那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作为研究的重点。因为，正是围绕着这些历史上分歧最多、也是读者最关心的事件，各方面公布的档案资料最多，研究和叙述起来比较容易做到言之有据。

      探讨那些直接关系到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历史恩怨的重要事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毛泽东自己的一些说法。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有过长达40年的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既在相当程度上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在很长一段时间束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手脚。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毛泽东，只是按照莫斯科的计划、经验和需要来进行中国革命的话，共产党人大概绝不会有1949年的胜利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经常抱怨莫斯科的重要原因所在。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今天认识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就只能依据他自己的那些充满感情色彩的回忆和解释呢？

      毛泽东对他与莫斯科关系历史的说法，长期以来被我们当作金科玉律，并据此来说明当年发生过的许多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毕竟，对于毛泽东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他自己的说法理应是最具权威性的。但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工作者都清楚，对于当事人的回忆，必须抱着十分审慎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它们来描述历史，就是对毛泽东本人的回忆也不能例外。

      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即使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样一个严肃的官方研究机构，也注定是要根据确凿的史实，而不会主要依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来书写有关他的历史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毛泽东1936年向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口述自己的历史，其中谈到1920年他在北京期间读了三本书，正是这三本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5]许多年来，谈论毛泽东早年经历的书籍都无一例外地照此说明。可是，8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发现，毛泽东谈到的这三本书，当时其实并未出版。很显然，毛泽东的记忆也一样有不准确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写《毛泽东传》时，就没有按照毛泽东的这段回忆来说明当时的历史。[6]

      每个人的记忆力都是有限的，每个人即使对亲身经历的事件的了解和认识也必定是片面的。人类之所以需要历史学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他们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从多方面入手，利用一切可能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对过去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以便能够对当年究竟发生过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事情发生的时间、经过及其结果，做出尽可能少带个人主观色彩的实事求是的说明。

      为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那些可能会“误人子弟”的纪实文学作品的影响，本书在写法上尽量做到通俗易通。但不可否认，本书仍是一本带有学术研究性的著作，它对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解释也还只是一家之言。笔者的最大愿望，就是通过对大量新披露的资料的分析和研究，使我们今天人的认识能够比较地接近于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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