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一位意大利记者在采访邓小平的时候，曾经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你们今后将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

      邓小平回答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文革”对社会进步的毁灭和对我们个人灵魂的虐杀，早已被一浪高过一浪的经济大潮冲刷得痕迹模糊了。甚至，“文革”已经成为许多人的生财之道了，从“文革”像章、“文革”歌曲、“文革”中的样板戏，直到以“文革”为题材的书籍……。但是，那位意大利记者提出的，也是当年我们许许多多人冥思苦想的问题，即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的问题，解决了吗？

      “文革”是怎么发生的？直至今日，人们更多强调的仍旧是毛泽东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也正因为如此，当一些人看到种种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腐化官僚横行一方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怀念毛泽东，甚至怀念“文革”。他们往往会口出惊人之语：“真应该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幻想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来杜绝各种社会腐败现象，这未免有点像天方夜谭。所谓“文化大革命”，不就是一次规模大些的运动吗？建国以来，这样的运动发动得还少吗？1951－1952年是“三反”、“五反”，1957年是“反右”，1959年是“反右倾”，1963－1966年是“四清”，1966－1976年是“文革”，中间还有“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等等，哪一次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结果呢，运动来运动去，问题总也解决不了，最后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文革”搞了十年，要多长有多长，要多彻底有多彻底，除了造成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以外，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其实，“文革”搞了几年之后，毛泽东自己就意识到这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了。只不过，他老人家的思想已成定式，钻进“阶级斗争为纲”的死胡同出不来了。无可奈何之余，他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毛泽东讲这话时，已是垂垂老矣。人老多健忘，从1952年到1957年，从1957年到1959年，从1959年到1963年，从1963年到1966年，他亲自发动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其间隔最短者不足两年，最长者也不过五年，“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如何使得？

    《我亲历的政治运动》辑录了历次运动中一些较典型的亲历者的回忆。辑录这些亲历记的目的，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为了暴露所谓的“阴暗面”。事实上，具体到某一个运动本身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而言，人们今天的评价也不尽一致。并且，即使这些运动的亲历者，不少人也不否认毛泽东当初发动运动时具有良好的动机。问题是，靠运动，或者用“文革”这种令人发指的“打倒一切”的方式，能够达到目的吗？看一看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体会一下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凡有人性、有良知者，谁会期望通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运动，来解决我们面前那些令人愤愤不平的社会问题呢？

    “文革”过去了二十多年，为什么仍然有人会赞赏 “文革”，主张再搞运动呢？除了那些“文革”中的受益者，和少数思想极端偏执者外，多数普通人的一个基本心态，就是对社会腐败现象强烈不满，但又看不出解决的出路何在。

     是不是真的没有解决问题的出路呢？当然不是。几乎所有国家在走向经济富裕的过程中，都经历过社会腐败现象严重这样的问题，但很多国家都渡过了这样的难关，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邓小平1980年对意大利记者的谈话显示，他对这个问题也早有认识。因为他当时就已经很明确地讲，我们的有些问题是制度上的问题，这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因此一定要从改革制度方面来解决问题。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一切问题要通过民主监督和法律制裁的办法有序地解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狠抓了经济建设，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但却没有能够下大力气及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和法律保障制度，致使无序竞争恶性发展，社会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权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已经在不少地方造成了如同朱熔基总理在本届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所讲的“民怨沸腾”的局面，并导致不少人得出了应该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糊涂观念。

       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搞不行了。党的十五大突出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体制改革的光明前景：不是没有办法。我们编辑这部集子，更是希望所有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能够了解：搞运动不是出路，中国决不能再搞运动。无论对国家、对人民、对自己，搞运动都有百弊而无一利。

      中国实现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只能照邓小平当年讲的那样：摈弃一切沾染着封建主义痕迹的制度和体制，真正使我们的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避免重犯“文革”错误在于此，恢复人民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在于此，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在于此。


                                                                                                     杨   奎   松
                                                                                               1999年5月于翠微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