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离不开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但档案的利用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还远不像在图书馆查阅资料那么简单。尽管同样利用图书馆里的资料做研究，不同的研究者也会因方法不同、理解不同，产生出个人能力或研究结论上的差异，但是，档案利用方面所存在的种种限制和不便之处，给历史学家带来的，就远不仅仅是方法上或理解上的问题了。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中共历史的研究，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就尤为明显。由于中共历史档案目前开放的程度还不很高，查阅档案还有种种限制，一般的研究者，包括海外的研究者，要想直接利用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全面地研究中共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离开了对所需主要档案资料的占有，要想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对事件的经过，还是对传主的经历，做出客观和准确的说明，通常都会变得极其困难。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研究中共历史的成果，之所以水平上参差不齐，解说上五花八门，在不少情况下并不完全是不同的研究者观点、情感上的不同，或者是研究功力上以及对资料的理解上存在着多大的差距，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占有得太少，以致于不能不更多地利用主观的推测或并不可靠的各种二手资料。
当然，现状如此，不等于不能研究。毕竟，即使就中共历史档案而言，其开放程度较前已有相当进步，陆续开放的档案已经相当之多。并且，除了大陆以外，可以利用的有关档案资料如今还可以从俄国、台湾以及美国等多处得到。而在大陆，相关的档案资料除了北京的有关机构陆续在公布以外，各地的档案馆这些年也以地方档案的形式先后公布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直接利用已公布档案进行专题性的研究，是完全可能的。以下我分几点谈谈个人的看法。
中共历史档案保管之现状
中共历史档案资料的保管工作主要是由中央与地方两级档案馆来负责的。中央系统的档案，包括历届中共中央、中央所属各机关、中央系统的会议以及在中央系统工作过的领导者个人的所有有查考价值的文字的和图片的资料，均由中央档案馆保管。除中央系统以外的档案资料，一般则交由各地的档案馆负责保管。但历史上各中央局的档案，如有关江西时期的苏区中央局、上海中央局，抗战时期的北方局、长江局，抗战后的南方局及东北局等的档案资料，形式上虽有地方性质，实际上属中共中央代表团性质，故由中央档案馆保管。另外，1949年以后中央政府系统的档案，也由中央档案馆保管。只不过，它们是与中共中央系统的档案相区别的，属于国家档案，在档案馆内部分别由两个专门的部门保管。
相对而言，由于1949年以前中共基本上处于流动的、甚至是地下的状态，档案资料的保管相当困难，许多重要资料没有留存下来。像建党期间的档案，大部分已经遗失，目前所能找到的档案资料，多数都是从前苏联搜集来的。像江西时期的档案资料，大部分在1934年秋天红军撤退时被烧掉或遗失。另外几个根据地的档案资料，情况也都如此。现在我们多半只能从当年保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档案里，从俄国档案馆的一些档案里，以及在国民党人的档案里，如陈诚个人的档案里，看到这个时期的一些文献资料。
目前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这段时期的基本档案，大致上有四个来源，一是在上海秘密保存下来的二三十年代的档案资料，主要是1927年以后到1933年中临时中央撤出上海以前的中央档案；二是中共中央1935年到陕北后十几年积累下来的大量文献档案资料，这一部分档案内容最为丰富，包括大量的毛泽东个人的文献资料，中共中央各种会议的记录，对各地工作的指示和来往电报，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档案资料；三是30年代中后期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里各中央局的档案资料，抗战期间各个根据地的一些档案资料也在其中；四是50年代中后期前苏联归还给中共中央的当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资料，其中不仅有代表团自身的档案，有代表团与共产国际交涉的文件，最大量的还是代表团与国内中共党的组织，尤其是与中共东北地下组织往来的文献档案资料。
中央档案馆保管的档案资料中，最大量的无疑还是1949年以后的档案。这些档案保存之完整，对研究中共历史变迁之重要，自不待言。但众所周知，有些极具价值的关键性档案并没有保存下来。如毛泽东参加的相当部分最高层会议记录，只因毛泽东不喜欢会场上有人记录而将这项工作废止，致使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的讨论经过时，几乎无所凭据。熟悉中国文革的人都知道，作为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曾经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为留下毛的言论，瞒着毛偷偷录音，后来成了一大罪状。
中央档案馆全面系统整理和复制档案的工作开展得较晚。另外《档案法》出台之前，国家档案部分收集得也较迟缓，一些政府部门迟迟不能将过期档案交由档案馆保管。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1949年以前的档案才基本上整理完毕，开始有了比较详尽完整的工作目录和可以提供给读者的利用目录，并将多数文件制成了缩微胶片。至于1949年以后的数量庞大的档案资料，整个整理工作相信会更加艰巨。
中共历史档案的保管，除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档案馆保管以外，事实上在中央和地方的一些直属机关里，也有规模不同的档案资料室。从研究中共历史的角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直属中共中央的两个专职的党史研究部门和一个教学培训机构，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校。作为专职的研究部门，从研究的需要，这两大研究室也保管着相当重要的中共历史档案资料。党史研究室侧重于通史和历史事件等专题方面的研究，文献研究室侧重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个人生平思想的研究，因而两个研究室保管的档案资料又各有侧重。当然，它们作为文革以后新成立的部门，自己积累的档案资料并不多，因而实际上是在协助中央档案馆代管部分档案或档案的复制品。它们代管的档案资料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自5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在陆陆续续在系统归类和整理并且已经编辑成册的成套文献资料，一部分是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需要前往中央档案馆复制和摘抄的零散档案。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两机构成立后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主要是有关近20年历史的档案文献资料。它们保存这些档案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方便自己部门的研究者进行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的情况与上述两机构有所不同。它虽有负责党的历史教学的部门，可以保存与上述两机构级别相似的部分成套文献资料，但是，它保管的最具价值的档案资料多半并不是来自于中央档案馆，而是它作为中央机关之一自1949年起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中共中央下发的，以及中央、国家各机关相互通报的几乎是全套的文献资料。因此，从研究1949年以后中共历史的角度，中央党校保管的档案颇具利用价值。
与党的部门相似，在中央军委以下还设有军事档案馆和中共军事史的专业研究部门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以及类似中央党校，负责培养军事人材的国防大学。它们也都程度不同地负有保管档案的责任，只是着重于中共军事史而已。
在地方档案馆中，最重要的是省一级的档案馆。它们通常保管着一些很有价值的地方党的历史资料。不过，由于所有的地方档案馆实际上都是1949年以后才陆续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们所能收集和保管的档案的主要部分，无疑是从1949年开始的。它们目前更侧重的，通常也是如何利用这些档案资料服务于地方的经济建设。它们所保管的1949年以前的档案，大部分其实是来自于中央档案馆的复制品。而这部分档案资料，经过多年整理之后，一些省馆已经将它们印刷成册，因此利用起来比较方便。
另外，像中国革命博物馆，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性的纪念馆，也都在搜集中共历史文献资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它们保管的少量文献资料，对某些专题的研究以及对弥补某一方面档案资料的欠缺，有时会有所帮助。
除了中国的档案馆以外，从事有关中共历史的研究，不能不注意国外的一些档案馆。尤其是在保管中共历史档案资料方面具有特别重要作用的俄国的档案馆。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可以说是除了中共中央档案馆以外，在保管中共历史文献方面最重要的档案馆了。在它的许多卷宗里，我们都可以找到有关中共历史的重要资料。它甚至还辟有专门的卷宗系统收藏中共历史档案资料。这是由于这个档案馆专门收藏前共产国际的档案，而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历时20多年，中共的大批干部曾经来过前苏联，或在前苏联学习培训，不少人甚至死在那里。并且，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乃至中共地方组织，都曾经常性地向共产国际通报工作，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甚至也要定期译成俄文并送往莫斯科。在这些档案里，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在中共中央档案馆里找不到的。当年，即1947年毛泽东撤离延安时烧掉的与莫斯科之间的来往电报，大部分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至于对研究这一时期中共历史不可或缺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各种文献档案资料，就更是这家档案馆所独有的档案了。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所保管的档案，基本上截止于50年代初，即斯大林逝世以前。但1953年以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不仅仅是外交关系的问题。因此，我们除了可以在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看到有关1949年以后中苏外交关系的档案资料以外，我们还可以在莫斯科的另一家档案馆，即专门负责保管斯大林死后苏共中央文献档案的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里，看到相当数量的有关中共历史的档案文献资料。与外交政策档案馆里的档案不同，这里保存的有关中共问题的档案，虽然不少涉及苏中关系问题，但更多的是属于党的关系，即涉及政治层面的内容。
在莫斯科保存中共历史档案层次最高的，也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在那里，保存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与苏共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之间的许多来往电报和会谈纪录，保存着斯大林的私人代表以及苏联驻华外交和顾问人员就与中共领导人谈话等问题给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报告，等等。许多资料是中方所没有的。比如，1949-1950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的记录；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一些来往电报；1959年10月毛泽东与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等人之间的谈话记录，等。当然，有些很重要的文献资料应当有，但目前在那里还找不到。如1945年8月斯大林要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电报；1950年10月周恩来、林彪在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苏联援助中国出兵朝鲜的会谈纪录，……这些事关中共历史的很重要的资料，至今尚未找到。
保存有中共历史文献资料的外国档案馆还可以提到日本、美国、荷兰等国。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里，保存有一些涉及中共早期一些成员在日本活动的资料，以及三十年代日本从中国获取的一些有关中共地下党活动的文献资料。在美国的一些档案馆里，藏有当年美国外交官以及迪克西使团与中共领导人来往所获得的一些情报、谈话纪录和中共领导人的电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我们可以从斯内夫利特档案中看到一批相当有价值的有关中共早期活动的档案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