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大陆1989年曾出版马林档案有关中国部分的内容，档案也是直接来自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研究所马林档案，编者也大都是长期从事这方面历史资料翻译和研究的学者。但对照1991年托尼·塞奇编的几乎同样的资料集，可以发现大陆版的问题较多。如第169页记录1923年5月9日马林收维里杰电一条，就与托尼·塞奇书中的内容有很大差异。大陆版的文字是：“收维里杰电谓：今天北京转来78英镑；其中三分之二用于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劳动大会。一千美金（S1000），救济受中国政府迫害的同志。一千五百（S1500），中国共产党3-5月份的预算。额外给一千金币（S1000）帮助中国共产党。共二百七十八（278）英镑和三百七十五美元。”显然，即使从表面上也可以看出，大陆版的说法有问题，前面英镑是78，美元三笔至少也是3500，而后面得出的数却是“共278英镑和三百七十五美元”。对照托尼·塞奇的资料集，发现那里的数字是“今天北京转来日方2000.78英镑,……共二千零七十八（2000.78）英镑和三千五百（3500）美元。”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人们在引用时稍不注意，就可能造成判断上的错误。[18]
第五，大概也是最复杂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利用档案资料时能否做到准确判断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许多关键性的档案资料仍旧是未公开的，即使是一些引用较多，有部分人可以看到的档案，也未必是其他研究者能够直接利用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如何确保自己转引他人的研究成果，即利用二手资料进行研究不犯错误的问题。这一点不仅对于海外学者尤为重要，即使对于多数大陆学者来说，也差不同样重要。
举一个例子，中共历史权威著作向来说，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开始在党内推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是在会议上唯一进行了坚决抵制的人。并称，由于毛泽东的抵制，会议没有形成决议，因而王明的右倾路线没有形成对全党的统治。[19]能够看到政治局会议记录的研究人员在大陆是相当有限的。写出这种权威性著作的作者当然看过这次的会议记录，但是，这个说法并不正确。至少，会议并非没有形成决议，记录上清楚地写着：“决议：王明起草”。至于王明后来因为赶往武汉，忙于统战，没有写决议，与会议没有形成决议无关。在1938年2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就明确讲过，称自己太忙，以致十二月会议没有搞出一个决议，是一个损失。[20]
为什么一个如此明显的事实，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却视而不见呢？这当然不是说持有类似看法的研究者有意歪曲史实。在很多情况下，事情要复杂得多。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体会，即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人往往很容易受到某种观念的影响。而当人们对某个问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主观印象之后，他们即使能够看到第一手的与宣传材料不同的原始资料，通常也很难用一种超然事外的客观态度去分析和理解他所面对的那些资料。这件事多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其实，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地去读一下当时的会议记录，就能够很容易地注意到，不仅决议问题是如此，就是毛泽东的态度也并非像有些权威著作所强调的那样是坚决“抵制”的。如果读过会后的大量文献史料，我们甚至可以肯定，毛泽东当时不仅没有反对王明的主要观点，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王明带回来的共产国际的主张。不少研究者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后来对王明的批判，当成了当时的历史。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看不到原始的档案资料，又不够细心的话，我们很可能会误以会那些权威著作的作者是最有发言权的。
另一种危险是引文。要判断一部中共历史著作是否可靠，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看它的作者有无接触第一手资料的条件，同时看书中的论据是否大量使用了引文并注有出处。在这方面，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党史著作和论文是极其欠缺的，除非我们熟悉并相信某些作者，否则，一般严肃的研究者是很难相信这些著作和论文的可靠性的。当然，也并不是使用了引文的著作，就一定可靠，特别是涉及到需要相信某些具体引文的时候。因为事实上如同公布的档案不完整可能造成某种假象一样，过于相信那些片断的引文也有同样的危险。
要判断那些片断的引文是否可靠，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但也不是看不到原始档案，我们就完全不可能判断这些片断引文的真假。
记得十年前笔者曾经撰文讨论过一个流行于中共党史界的观点，即1937年底季米特洛夫是否曾派王明回国来夺毛泽东的权？问题的提出其实很简单，仅仅是因为笔者注意到这一命题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个矛盾现象。因为据说几个月后任弼时去莫斯科汇报了王明与毛泽东意见分歧的情况，紧接着在1938年8月，季米特洛夫就把王稼祥派回国来宣布莫斯科支持毛泽东当领袖。不过半年多时间，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的态度如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变化？从逻辑上来判断，这里面只能有两种可能，即或者是在此之间发生了某些足以使季米特洛夫对毛另眼相看的重大事件，或者是季米特洛夫原本对毛就没有恶感，从未有过要王向毛夺权的想法。遍查这半年时间的大小事件，找不到毛能够突然取悦于季的任何资料，于是笔者只能向另一条路上走，即寻找季未曾准备向毛夺权的证据。而这方面的证据，可以说俯拾皆是，只不过过去那种说法已成定论，没有人向这方面想罢了，并非一定要多少原始档案。至于笔者为什么断定季米特洛夫事实上并无向毛夺权一事的根据，可见《百年潮》杂志《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和《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两文[21]，这里不再赘述。
注重资料之间的比较与鉴别，也是判断引文可靠与否的一个方法。下面再举一例：
在大陆最权威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中谈到国共1937年谈判经过时，两度用引文提到蒋介石在谈判中的一个条件，即“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说周严词驳斥了蒋要朱、毛“出洋”的安排，并称双方因此争执很久，无法解决。该两处均加注了引文出处，一处为周恩来1945年4月30日所作《论统一战线》，一处为1936年6月15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电。[22]首先，前一引文根据事隔8年之久，可信度不高，不足为凭；而后一引文为当时文献，似乎可信。但可疑的是，除1936年11月陈立夫与潘汉年谈判时曾经提出过请红军师长以上军官出洋半年，回国按材录用以外，再未见有任何文献资料提及出洋事，而以当时谈判气氛，也未到兵临城下之地步，看不出蒋非得强共所难逼成破裂不可。笔者虽未见15日周电原稿，然而查6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15日电给共产国际，内中并无此要求，只说明蒋有“朱毛两同志须出来做事”的要求。出来做事自然与出洋不可同日而语。[23]再查6月22日周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后致蒋电，所争也非朱、毛出洋问题，而是朱德不能外出做事，必须留在红军主持指挥的问题。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谈判对案，内中也未见谈到朱、毛“出洋”事，仍是强调朱不能出外做事的问题，提出“朱毛出外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军事或政治名义可不拘，原则上毛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去。”[24]把22日周电、24日中央决定，与17日转发周电内容相比较，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是相符的。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国共两党相持不下的所谓朱、毛“出洋”问题，中共中央及周恩来事后再不提及，则反而说不通了。当然，具体真相如何，核对周恩来1937年6月15日电报后相信更容易做最后之判断。
几点心得
1、从事中共历史研究，能查阅到原始档案与不能查阅到原始档案大不一样，查阅到原始档案能保持客观态度与不能保持客观态度大不一样。
2、一定要坚持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研究历史。也就是说，不轻易相信他人引用的史料，尽可能自己去查阅原始资料，对他人的引文、回忆录和口述史料，须有较扎实的旁证方宜使用。
3、要善于比较和发现资料中的问题，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能够提出为什么并举一反三，就等于成功了一半。科学研究是如此，历史研究也是如此。
4、注重资料的完整性。按课题搜集资料时，遗漏了任何一条资料都可能会使研究的结果发生动摇；对自己使用的任何一条资料，如果不能确定它的出处、时间、形成经过和有无删节，就不能当做主要的论据。
5、注重资料的连贯性。在叙述历史经过时，任何资料的利用都必须严格地遵循当时的时间顺序，把它们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下，不可随意颠倒位置，把卯时才能形成的看法放到子时来说，把丑时曾经有过的看法硬安到寅时去讲。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发行），第1-14卷，中共中央党校1985-1987年版。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8卷，中共中央党校1989-1993年版。
[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5卷（仍在续出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997年版。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4册，1979-1982年印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党建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31册，1987-1989年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