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篇文章其实着重谈到的也只是两个方面的历史背景，其一是指出，共产党人历史上是严格按照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俄国革命的经验行事的，新民主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并非是毛泽东的独创，它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共产党人阶段革命论的一种延伸。换言之，新民主主义主张的思想萌芽及其雏形，也早在中国革命“两步走”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之类的主张里面，就已经清楚地显露其端倪了。斯大林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还再三叮嘱中共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强调新政权在国内应当团结资产阶级，在国际应当积极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贸关系，原因也在于此。其二是指出，革命阶段论本身就规定了上篇与下篇的关系，不断革命乃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从中共“一大”纲领一步实现社会主义，到以后不要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策，以及苏维埃时期那些彻底得不能再彻底的革命措施，都与其理论上的这种规定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党内之容易“左”倾，几乎不可避免。
讲到这一点，我想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那篇文章只能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才能讨论和发表的原因了。有人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针对当年党内主张超越革命阶段的“左”倾倾向而提出的，这显然是对当时中共历史的一种想当然。为什么？因为抗战以来，毛泽东等人所感受到的最大的危险是右，而不是所谓“左”。毛泽东之所以不满王明的那些主张，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照王明的想法去做，已经被迫屈从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很可能会淹没在民族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因此，自抗战开始之日起，毛泽东从来都在设想如何使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最初，中共提出过“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但因自身力量太过弱小未能发生影响。红军被迫改编，苏维埃被迫改制之后，它又提出过“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口号，试图用真假三民主义的争论来使自己切实站在高于国民党的地位上。但“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口号毕竟不是中共自己的东西。1939年夏，由于中共的力量已经空前壮大，毛泽东依据欧洲战争爆发和共产国际改变欧洲党统一战线政策，以及中国国共两党磨擦冲突加剧的情况，开始提出“资产阶级投降的必然性”问题。进而于1940年大胆提出区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政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其目的，就是想要从理论上解决排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所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确立团结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内在的几个革命阶级的政策，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实行由共产党领导（或参加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主张提出之后，毛泽东和王明之间就围绕着应不应该继续团结仍旧抗日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问题，开始发生严重分歧的重要原因。
注意到上述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主张的提出，既是中共意识形态内容所规定的，同时又是中共依据现实力量对比和政治需要，所提出的一种政治斗争的带有极大进攻性质的策略口号。它是服从于当时那个特定阶段的，以争取共产党领导地位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口号。一旦那个阶段过去，新的阶段出现，且力量对比有利，意识形态所规定的主要矛盾的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对于毛泽东这样擅长捕捉战机和具有强烈进取心的领导人来说，毅然地转向下一阶段的革命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中共中央在1948年秋天就已经认定建国以后的主要矛盾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按照毛的观点，主要矛盾决定社会的主要性质，新中国一旦建立起来，新民主主义就很自然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了。所以要有几年的过渡时期，一是因为俄国革命的经验使然，二是因为最初经济上的力量对比还不够有利。1952年国营经济的比重占到60%以上，毛泽东毅然放弃新民主主义而转向社会主义，实属必然之举。
问：对这类问题的重新研究和解释，是否也需要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呢？
答：其实研究这种接近于思想史的问题，对档案开放的需要不是很大。最主要的还是要有允许重新解释的环境，当然，光有了研究的环境还不够。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像早些年那样不能利用原始的文本文献来订正被修改过的文本文献，这种研究也还是进行不了。过去人们之所以不会从中共历史上政治主张和策略变化的角度来就此提出疑问，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大家习惯了利用毛选来谈毛的思想主张。殊不知，编在毛选里的文章只是毛精选的一小部分，且不少在关键的地方还根据后来的认识做了重大的改动。对此，我在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书时系统地考证了可以找到的毛泽东的各种版本的文字，同时把它们同当时中共的各种文献相比较，这样才弄清楚了毛的思想，以及中共的主张，不断地为着适合于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发生变动的情况。比如，如果我们像过去那样，依据毛选，认定毛泽东在20年代前半期就已经清楚地划分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具体提出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那么我们就无法清楚了解毛泽东何以会在1940年才具体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主张。不过，档案的开放对我在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是有帮助的。比如，正是由于80年代中期大陆的档案开放，相关的研究人员才可能写文章介绍毛泽东和王明在党内围绕着要不要团结蒋介石集团抗日的争论的情况。了解到这一情况，就更印证了我对毛当年这一主张的进攻性质的判断。
问：您对陈独秀所谓“右倾”问题的研究应该也是这种情况吧？从陈独秀问题的研究是不是可以看出，档案的利用更为重要呢？即使这些档案来自海外？
答：当然。陈独秀“右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纯粹的中共党史问题，因此对档案材料的需要程度要大得多。过去研究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以及大革命时期的政策主张和政治态度，多半只是利用一些公开发表物，完全忽略了陈独秀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其公开的言论是代表当时党的领导集体的言论，远不足以反映其实际的立场。记得80年代初我们在四川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讨论会时，就曾经讨论到陈独秀的所谓“右倾”问题，当时我们就认为这种观点很难成立。但那个时候一是缺少足够的档案文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二是没有那个刊物敢去发表辨正这个问题的文章。由于关于那个年代国内保存的相关资料十分匮乏，因此20世纪90年代保存有大量当时中国革命史料的俄国档案的开放，就极大地推动了陈独秀研究的进展。再加上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太长的时间，讨论这类问题也不再那样敏感了，我才有可能写出《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这样的文章，来对这段历史做一个辨正与梳理。
问：说到陈独秀研究，您好像很重视对中国现代史上这种政治人物的研究，尤其重视探讨历史人物的心理和思想情感的变化。像您写《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孙中山与共产党》、《“容共”还是“分共”？》、《走向“三二O”》、《蒋介石从“三二O”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以及写《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似乎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答：不错，我是重视人物研究，并且很重视人物心理和思想情感变化的研究。因为我们研究的历史，不管是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的历史，或者是某个具体的社会团体或民间村落的历史，说到底都只是许许多多人的历史。离开了对活动于其中的具体的人的研究，根本没有办法使我们的研究真正贴近历史真实。当然，对于我来说，注意到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个人对历史的认识逐渐深化后的一个结果。我最早开始写毕业论文时，研究的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共产国际这样一个题目。当时，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资料非常少，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自从遵义会议毛泽东取得中共核心领导地位之后，一切政策就都是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了。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在中共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上，只是起了些消极的作用。这样的文章当时发了不少，包括一些当时最
注意到历史本身，比如一个政党的方针政策、思想主张和策略路线在某一个历史阶段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动，自然也就会注意到作为一个政党或一段历史中，在某一方面或某一事件上发生作用的历史人物的思想主张和政治态度的变化了。像我早期研究李大钊的政治思想变动时，就是因为注意到当时学界只看到李大钊较早出来欢呼俄国革命和谈论马克思主义的一面，完全忽略了他那些在思想上倾向于改良，而非主张革命的另一面。其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当时往往更关心去发掘李大钊激进革命的历史，只盯住那几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没有在意在此之前他的思想倾向和在当时国内政治分野中他所处的位置，完全没有在意其思想从改良到革命不仅需要而且也确实要经历一个转变的过程。结果在解读他的文字时，难免会存在某些偏向，不注意分析其原本的语义指向，甚至忽略了他的其他一些文章和文字，错解了他的某些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