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思想的研究，使我对研究人物思想的变化问题多了一层警觉。这是因为，我们很多人研究历史上的政党和人物的思想主张时，往往只是着重于藉助这些政党和人物公开的文字言论来做分析论证的依据。这样做，一旦存在着某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或者容易轻信自己已经看到的资料，或者容易在选择史料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剔除那些看起来不那么符合其公开言论主张的逻辑的部分，以使自己的分析说明一以贯之。但事实上，站在我们今人的角度，如果不能对历史上的一个政党或一个人物做较长时段的综合的考察，仅凭其公开的文字言论，很容易漏读反映其思想侧面的其他内容，甚至会造成对其真实意图或真实倾向的误读。一个很简单的情况，历史上常常有一个政党或一个人物基于某种现实的需要，会发表一些口不对心的言论。要了解其真实的思想主张，就必须找到那些隐藏在这些公开言论背后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却往往不那么容易被找到，因为它们或者被人遗忘过久，找起来很难；或者被藏得很深，不易发掘；或者当事人根本就不留记录，并且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事后已修改了当初的文字。
那么，如何才能不上那些假象的当呢？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要尽可能地穷尽史料，也就是要想办法把所有相关的资料，从公开的到内部的，统统发掘出来，占为己有，做全面的比较和分析。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难做到完全占有史料。这就要求我们在尽可能占有史料的情况下，还要采取迂回的研究策略。即要想办法能够贴近当时的历史环境，深入当事人的内心世界，以理解的同情的心态，来获得对历史人物当时思想情感和思想观点的正确把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关注历史人物的家庭出身、生长环境、教育背景、人生际遇及其性格特点与情感经历等种种因素的作用，重视对日记、口述及回忆史料的分析和利用。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如果再能适当地注意心理层面的分析和研究，对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行为与思想变化的解释，才容易更贴近历史的真实，并且也才能够让读者更立体更全面地了解历史。
问：在这方面，您对蒋介石在早年国共合作期间政治态度的研究似乎就是一个较典型的例证。但为什么您就能够发掘出那样多的史料，从而证明蒋介石早年其实并不像他自己后来自诩的那样，或像我们后来所认为的那样一贯反共，相反，他倒是曾经对共产党员有过不少肯定，支持过国共合作，甚至接受过共产党人的不少主张？包括中山舰事件，在您看来，也是有许多复杂因素所促成的，并非蒋介石的一个阴谋。
答：关于中山舰事件（即“三·二O
说到发掘史料的问题，在这件事上严格说来确实是让我感到很有些诧异的一个问题。这就像茅海建老师在北京第一档案馆里查档时，发现北大历史系的研究生在老师的安排下在那里参观，不禁奇怪地质问那些学生说：这种地方也是你们来参观的吗？同样，很多史料就摆在那里，有些要费些功夫去翻出来，有些根本用不着下功夫，但我们过去的不少历史研究工作者却就是熟视无睹。这里面有懒的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是看不到资料，只是因为没有培养成要尽可能穷尽史料后再来研究问题的习惯。另外有些人的情况不是如此，而是因为思想长期形成思维定式，变得麻木而不敏感了。蒋介石20年代中期的言论很多，并不难找。在他去台湾后发表的各种全集里固然删去了不少，但我们研究蒋介石绝不能只靠翻阅他后来整理发表的言论集吧。蒋过去那些带有明显左派色彩的言论大都是公开的，不仅过去反蒋势力揭露过这种情况，大陆不少大城市的图书馆里，乃至于日本、香港等地的大学图书馆里至今都很容易找到，更不要说他的不少文章或讲演当年是发表在公开的报纸和杂志上的。了解蒋介石当年想过什么，说过什么，后来反共了，极力想要掩盖那段历史，删去了什么，这其实恰好是历史学工作者应当做的一件事情，而这个工作许多年却鲜有人做，这其实是很不正常的一件事。因为蒋介石到底不是一般人物，研究蒋介石甚至一度很热，光是蒋介石的传记就出了不知多少种了。然而，有多少人下功夫去发掘占有蒋介石所有言论资料，深入地，哪怕是分阶段地考察和研究过蒋介石的政治思想及其政治态度的变化呢？
问：其实，我们做学生的有时最困惑也正是这一点。很多时候并不是没有资料，经常是有资料却就是看不出问题来。比如像蒋介石当年对共产党人态度这件事，即使我们早于您看到您所利用的那些足以证明蒋介石对共产党人颇具好感的资料，大概也只会怀疑蒋是言不由衷，或干脆就是一种阴谋。
答：这一方面不能全怪你们。因为你们毕竟研究历史的时间还太短，对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还缺少经验和感受。接触的课题多了，发现的问题多了，知道历史上的人和事有着太多的侧面，你们分辨真伪和提出质疑的能力自然也就会增强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还是和你们过去所受的训练有关。那就是你们还不习惯于自觉地“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过去一些年好像曾经很流行过一句口号吧，叫“理解万岁”。何谓理解？你不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角度，以别人所有的知识、情感和处境，来了解别人的想法和观点，只依据你自己的地位、情感、知识和好恶，又如何能够做到理解别人呢？日常生活中都做不到理解，在历史研究当中就能做到吗？从没有听说过一个平常对人对事态度较偏激的人，对历史的看法会很客观。蒋介石过去是被描述成那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如今即使评价上有了许多改变，但在其反共这一点上改变的并不多。再加上他自己过去也刻意地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反共的先知先觉，就更增加了研究他的难度。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问题在于，如果你了解人是社会的，是受环境影响和制约的；如果你了解人是历史的，其生长和成熟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你就会了解，其实历史上的人物，不仅是在变化着的，而且其好与坏也是相对而言的。我们研究历史上的人物思想，有时更多地要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当你相信某些神话时，不妨想一想自己和周围的人能不能做得到。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再伟大或再丑恶，到底也还是人。是人就要学习，就有局限性。很多事情他们也只是第一次面对，第一次经历，把他们描写成未卜先知而运筹帷幄，或能掐会算早就预谋设计的样子，不是造神，就是丑化。
问：您好像非常推崇
答：你说的问题的确存在。做人物研究要能深入进去，也要能够跳得出来。深入进去是为了以同情的心态去理解人物，跳得出来是要让自己在认识和评价人物时能够确实保持一种客观并且是批判的精神。这其实也是研究历史所必须具备的一种方法。但这种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有不少的难度。你问我为什么能把握住分寸，如果我说我是A型血并且是天秤座的人，你可能会认为我有些“迷信”。但血型和星座这种东西对人的性格及习性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影响，这应该也不全是瞎说。当然，略去这层不谈，人要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要追根究底，就要养成较强的批判意识，绝不能盲从或轻信什么。同时很重要的是对自己要有自知之明，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只有如此，才能够经常自觉地看到别人的长处，也才能够自觉地要求自己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
问：但如何才能做到尽可能不带偏见地去看人看事，进而不带偏见地以一种同情的心态去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循呢？
答：我想我的情况可能和我蹲监狱的经历有关。我过去也并不就是一个很能理解别人的人，大概也没有几个孩子天生如此。但很多人不容易理解别人，其实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因为自己没有犯过多少错误，更没有沉沦的经历，因此对自己的道德操守、人品、地位乃至形象太过自信自爱了。反过来，对那些可能有过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哪怕是在一些方面不如自己或低于自己很多的人，难免会抱有一种不屑与伍，甚至是从内心里鄙视厌恶的心态。但监狱生活使我看到了作为人的另外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