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监狱时曾被调换过两三个囚室，因此和几个犯人有过交往。和这些犯人接触的时间长了，就会发现，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我过去想象中的坏人。最典型的是一个小学校长的孩子，当时已经三十出头了，他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少年犯管教所和监狱里度过的，原因就是总偷东西。他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家里并不缺钱，他所以会去偷东西，始于家教太严下的一次出走，也源于事后其心理上出现的某种病态（手痒）。对于小偷，当年的作法更多的是惩罚。不料，在父母坚持把他送进了少管所后，他不仅没有改好，反而受到大孩子的教唆，再加上与父母关系弄僵，出来后更难收手。再度进去后再度被染不说，成分也变了，更被周围的人视同祸水，只好破罐破摔。结果自然也就更糟，服刑后干脆被送去农村，作为坏分子交公社大队管制。“文革”期间，在农村被管制的日子可想而知会怎样。他在无法忍受之后偷听了敌台的广播，悄悄写信想要投敌，殊不知那信直接从邮局就被送到了公安局，于是他过去的刑事罪变成了政治罪。他真的是坏人吗？就我们的社会价值观来看当然是。但我们同住了几个月的时间，从朝夕相处的几个月接触和言谈话语中，我发现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小时候和其他孩子一样也有很美好的梦想，即使犯了偷窃罪之后，他也曾多次痛下决心想要改过。由于父母无法接受他犯罪的事实，社会又不能给他谋生和自尊的环境，反过来管教所里和监狱里出来的朋友在拉他。这才导致事情一发而不可收拾地一步步变成后来的样子。但尽管如此，尽管他的父母对他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明显地负有责任，他始终没有在我面前埋怨过他的母亲，其内心明显地仍旧怀念他小时候的家，且爱他的母亲。然而，我出来两个月后，一天在街上看见打着红×的枪毙人犯的布告上竟赫然写着他的名字。他的一生就这样轻易地结束了。
我在监狱里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那里留给我的种种感触却影响了我后来对人生、对社会和对历史的看法。在我看来，不学历史的人尚且应当学会理解和宽容，学历史的人尤其应当善于用发展和变化的眼光看问题，而不能简单地凭一己印象来取好恶。如果我们对周围一时尚不能完全弄清楚子丑寅卯的人和事，都没有办法在理解的前提下尽量从同情的角度用宽容的心态加以包容，看不到事情的复杂背景和发展变化，我们又如何能够对表面上看起来早已盖棺论定的历史，真正做到客观，并公平地注意到其背后的复杂情形和它可能的发展变化呢？毕竟，由于历史发展的关系，过去的人和事更容易受到环境和条件的局限，也更容易被后来人为的种种假象所蒙蔽。不注意这一点，就很容易凭一己印象把历史人物或政党脸谱化。
所谓脸谱化，研究现代政治史中最典型的一种态度，就是“戴帽子”。研究一个人物或一个政党，既不考察，也不论证，一上来就先给研究对象戴好了政治帽子，张三是唯心，李四是唯物；王五代表资产阶级，马六代表无产阶级……。然后再按图索骥，照猫画虎，这种研究方法今天也还是相当普遍。殊不知，大千世界，纷繁复杂，所谓唯心者未必就一定不唯物，而讲唯物者也未必就真不搞唯心。至于代表云云，即使照恩格斯的讲法，也绝不取决于谁在宣言上写了什么，而是要看其实际的政策和具体的行动究竟给哪些人带来了利益。脸谱化的最大害处，就是自己给自己戴上了有色眼镜，永远也没办法做到客观、准确和公正不阿。事实上，在历史研究中给历史人物或历史上的政党的政治属性进行定性的意义有多大，本身就值得怀疑。因为我们今天所谈论的种种政治概念，如唯心、唯物、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等，从历史学的角度，就有许多值得讨论和重新定义之处。更何况，任何科学的定义，都必须遵循由个别到一般的研究规律，要先做大量个案的史实研究，从大量个别中发现一般，既不能先入为主，也不能学盲人摸象；且这些个案的研究，也还要因时因地，不能笼而统之，张冠李戴，把今天的帐算到昨天的头上，把甲处的做法简单地与乙处的做法相提并论。
总而言之，偏见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与我们黑白分明的是非教育理念以及传统的意识形态熏陶分不开的。对这种现象的反思与批判，文艺界显然已经走到前面去了。今天的小说、电影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对过去那种“高大全”文艺的反动。大量描写中间人物，乃至于写得“坏人不坏”，“好人不好”的作品的产生，显然已经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其原因，就在于“高大全”文艺明显地脱离了人们的生活与实际，而新时代的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性和社会的复杂与多面，更贴近了人们所了解的现实。其实，历史上的人物和政党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设身处地地去了解他们何以想，并理解他们何以做呢？
问：听您这样讲，我一下子联想到近些年来在近现代史学界尚未争出胜负的史观问题来了。您对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和人文史观怎样看？事实上这涉及到一个以什么为标准来评价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人和事的问题。您是否认为不存在这样一种客观的标准，或者没有必要刻意设定一个统一的参照系？
答：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我们这里能够讨论得清楚的。简单的说，我不认为拿革命与否来作为衡量近现代史中人和事进步与反动的标准，是合适的。但我也不认为简单地基于“告别革命”的理念来否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切革命，对历史研究来说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历史的发展有没有客观规律可循，这是一个在历史学家当中始终都在争论着的问题，但我相信，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乃是近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大趋势。从这个角度，历史的必然与规律并非完全触摸不到，拿现代化作为一种参照系来观照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水平，也并非毫无意义。但是，必须了解，正如革命不能当饭吃一样，现代化本身也绝对不是人类自身追求的终极目标。我们研究的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文明的历史，现代化不过是人类文明活动的一部分而已。这是因为，所谓人类文明史，说到底还是人类思想和活动的历史，是以人的思想和活动来作为全部研究对象的。因此，我们的研究，只有以人为本才有实际的意义。这也正是一些学者强调历史学的人文价值的关键所在，它也是我主张历史学家要有现实关怀的关键所在。毕竟，不管历史上过去发生过什么，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为改善和提高自身存在的形式和意义而进行的斗争。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正是以不断提升对人的生命及其存在形式和意义的关注，作为其进步的尺度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发现，我们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不可能完全没有价值判断。尽管我们应该也能够理解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局限性，清楚我们不能拿今人的认识来要求过去，但我们还是会基于我们今天已经不同于过去的价值观，从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的角度，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甚至为那些已经过去了人和事感到由衷的遗憾与悲哀，不愿看到那样的历史重现。
当然，我们最重要的责任，还是坚守我们的岗位，努力提供给社会更多更真实的历史图像。严格说来，只要我们能以求真之心，尽可能全面地占有史料，细心地爬梳比较，客观地描述出历史人物的思想与动机，既注意到历史中人纯粹理性的一面，也注意到种种非理性的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工作就一定会是有意义的。就这一点而言，标准的问题有时也并非就是最要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