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信息传递的方式落后。1895年时，中国内地之间的交通工具基本上还是靠马和马车。靠这种工具传递信息，即使是发生了甲午战争，闹出了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岛这样的大乱子，稍远一些的城市要想听到消息，通常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当时虽然已经开始使用西方的电报技术，但它多半也还只是官方通讯的一种特殊的手段，能够由此得到消息的人数非常有限。而由于电报技术不普及，自然也就没有报纸，普通人对于这类消息也只能靠道听途说，难以确认。再加上当时信息传播的方式还是用文言文，一般百姓也被隔绝在外。其对社会影响之微弱，可想而知。
其次是旧学当道、新学未开。由于1895年既未开始大批向欧美日本派遣留学生，自然也谈不上有大批留学生回国，同时在国内也还未开始办新学堂，众多莘莘学子还分散在乡村私塾里啃四书五经，城市作为教育和文化集散地的功能尚未形成，新式知识分子和接受新式教育的、自我感觉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学生群体也尚未出现。换言之，即使有割地赔款之类的消息传出，因为没有容易受到这类消息刺激的受众，也难以形成群众性的抗议浪潮。以康有为那时的热心，且又身在京城，能够组织数百上千举子进行公车上书，最后竟因顾及会试而不了了之，亦可见当时情形之一斑了。
五四运动何以浩浩荡荡，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一，电报通行；第二，报纸杂志铺天盖地，巴黎和会的消息转瞬间即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乃至于大街小巷；第三，新式知识分子人数众多，再加上青年学生齐集各大中城市，思想观念与人为1895年的举子秀才们根本不同，视爱国为己任，极易受到此种消息的刺激，故而一呼百应；第四，帝国成了民国，民众观念上也大不同于晚清时的臣民思想，国家民族之事，在许多城市居民看来，也与自己息息相关，从而也就有了五四运动的群众性基础。
两次爱国运动，两种不同规模，影响到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也大不相同。孙中山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之时还可以在广州联络日本领事，而五四运动一发生，他连与日本进行秘密外交都不行了。史料记载，孙中山在“五四”之前还一直试图与日本谈判，取得其援助呢。其交换条件，主要就是表示愿意在其革命成功后，租让满蒙地区给日本用。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在他此前十几年的言谈话语中，几乎找不到公开批评日本侵略的言论，而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不久，他就不仅公开地批评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而且再也不曾和日本人谈论过用满蒙之类的权益来交换援助的事情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渐进及其效用，也由此可知一二。
问：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些不理解。为什么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事实上辛亥革命已经创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和同盟会也已接受了“五族共和”的观念了，为什么这之后他还曾一度尝试拿满蒙地区的权益来交换日本人的援助呢？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先来谈论一下何谓民族国家的问题。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或民族，指的都是近代意义上的。而它是根本区别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国家的。其区别，除了有得到国际公认、受到国际法保护的确定的边界和独立的主权问题以外，更重要的则是国民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古代的或中世纪的国家是什么？形象地说，就是“朕即国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民和国家的关系，就是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我们所以不能同意说被清王朝玩弄于股掌之中、以排外为主旨的义和团运动是什么民族主义运动，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是什么？是NATION STATE，也就是所谓的“国民国家”，即是建立在“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基础上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面，每一个达到法定年龄的共和国国民，不仅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权，而且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可以定期通过选票来决定谁来代表他们行使管理国家和服务国民的权力。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才具有实质的意义。因为，它是由那些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的，一个个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的国民集合而成的。因此，我们今天所高唱的“爱国主义”的口号，不是诞生在中世纪的罗马帝国时代，也不是诞生在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而是诞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人民才会相信，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他们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也才会有所谓的“爱国主义”产生出来。如果当时的法国仍旧是路易十六的国家，法国人那时还会那样热血澎湃地去投身于爱国的战争吗？当然不会。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也就多少能够明白孙中山当年是怎样看待这种问题的了。很显然，他所以会那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满清皇帝统治下的中国，还是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国，都不是他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的国家。在他心目中，中国作为汉族国家的基本疆界是很清楚的。即使中华民国的最初建立，肯定了满蒙地区属于中国的版图范围，但是，第一，在孙中山等人看来，满蒙从来不在中国历代汉族王朝的有效管辖范围之内，如今也仍旧鞭长莫及；第二，与其让满清皇帝或另一个汉族皇帝袁世凯长期统治下去，使中国人永远不能摆脱受奴役的地位，不如暂时做出一些权益上的牺牲，创立真正的国民的国家。而类似这种观念，大凡革命党人都会有。当然，也不仅是革命党人，包括那些爱国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比如，杨天石教授就考证过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在抗战爆发前与众不同的爱国态度。事实上，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胡适等人就对中日关系的继续恶化极其忧虑，深恐当时正在稳步开展的国家建设过程会因此中断。因此，他们在当时力主直接对日交涉，甚至力主承认伪满洲国，以交换日本保证不进一步入侵中国的华北地区。胡适甚至为此亲自上书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详细说明其理由。
再比如，关于对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和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看法问题，国共之间就有很大不同。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位，与当年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地位，正好换了个个儿。国民党执了政，共产党是革命党了。《苏日中立条约》因为苏联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自然引起了当时主导国民政府的国民党人的抗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为苏联迫使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租借旅顺港和共管中东铁路，同样引起国民党人的不满。但是，对于这两个条约，中共当时却公开表示了欢迎的态度。这里面的原因其实也是一样，即共产党人相信，国民党一党统治的中国，不是人民自己的国家。而且这种暂时的领土和主权的牺牲，并不会影响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获得，反而会加速中国革命的成功。一旦它开始建立自己的全国政权之际，它就会想办法来收回这些权益。结果也是如此。国民党人当年没有办到的事情，共产党办到了，至少是相当部分办到了。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你说我“游而不击”，我说你“消极抗日”的相互指责，也就不难明了其中的关键所在了。至今仍旧倍受争议的毛泽东1964年对日本社会党人讲的那段感谢日本皇军的话，所反映的不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吗？
问：这是不是可以看成为是一种政治的谋略？问题是，一般民众恐怕很难理解。毕竟，国家民族的权益，在他们眼里是实实在在的。
答：其实民众对国家的认识和要求是非常不同的。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真正实实在在的是生活。即使在具体的生活层面之上，也有城市和农村，中心区域和边远地区，受过相当教育和很少受过教育等等的不同。由于民众的属性不同，利益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其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感受和主张也就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何况，随着时间的发展，人的认识也会变化。即使到了今天国人津津乐道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民众的民族主义觉醒，包括爱国的程度，也仍旧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一个我们和外国人提得最多的例子，就是中国抗战的同时，也是汉奸倍出的时候。当然，如果历史地看问题，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断言：凡是与日本人合作过的，就一定是汉奸，凡是汉奸就罪不可赦。我想，应当有不少人都看过姜文导演的电影《鬼子来了》吧？那部影片所反映的是发生在黄河边上的一个村庄的农民，抗战期间艰难地在日本人枪口下讨生活的情形。那里不算是中国最落后或最不发达的地区，但是情况却没有太大的差别。比如，许多农民从小到大没有进过城，没有上过学，更没有读过书报；他们一辈子都只是在和黄土地打交道，就连中国过去有过怎样的历史都不大清楚，你怎么要求他去爱国？他们和国家的关系，是通过地主士绅和地方官吏在租税关系中体会到的。因此，他们其实无法真正感觉到国家能够带给自己什么。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历史上可以为了生活而揭竽起义，却不会像士大夫那样关心到底由谁来统治他们。在他们看来，哪个朝代的租税轻，哪个朝代的皇帝就是好皇帝。想一想历史上外族入侵时农民普遍表现出来的漠然态度，你就知道为什么姜文电影中的农民没有我们通常在教科书中看到的那种民族主义的激情了。
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一个例证莫过于抗战期间1944年发生在河南的事情。当时已经是到了抗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了，日本人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横扫黄河以南的河南国民党守军时，当地的农民竟蜂拥而起帮助日本人打中国自己的军队。为什么？就是因为当地农民太痛恨国民政府驻守河南的将领汤恩伯及其军队了。由于守军的残酷压榨，导致那里的农民宁愿接受日本人，也不愿受自己人的统治。从这个例子中很容易看出当年民族主义在中国普及的程度如何。
当然，简单地认为这种事情只是发生在农村，也不公平。1947年底中共占领石家庄后，当时负责指导城市接收工作的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就发现，石家庄老百姓里普遍存在着一种“人心思汉（奸）”的情况。何以如此呢？就是因为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接收”变成“劫收”，导致民间怨声载道；再加上国共战争不断，经济恶化，许多市民转而怀念日伪军统治的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社会要更有秩序得多，生活也要更安定得多。同样，像东北这样的地方，苏军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关东军，结果因为其军纪不佳，再加上一度土匪横行，东北的老百姓中间也长时间流传着日本人比老毛子好的说法。而熟悉战后台湾史的人想必也知道，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以后，因为国民党太过腐败，和日本占领时期形成巨大反差，在台湾民众中间自然也就发生了日本人比国民党好的心理。这种心理延续之久，甚至在国民党领导台湾经济起飞之后，也依旧无法消除。
我举上面的例子，其实只是想说明，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水平、环境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改善了，就简单地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甚或简单地去批评过去人如何如何国家民族意识薄弱，轻易地指责别人是汉奸。我们必须要理解，很多情况是历史条件和不同的生长环境造成的。包括我们今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识，也都是在历史渐进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完成的。即使到今天，即使是在国家、民族这种问题上，这种历史的渐进也还是在继续其步伐的。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例子，二战结束后，联合国成立时，世界上只有60多个国家。经过60年后，如今的联合国已经达到200个国家，几乎是战后的三倍。换句话来说，在这60年里，尽管已经不再是弱肉强食的时代，已经不再有一个国家吞并另一国家的战争，国家的分裂，新的民族和国家的崛起，却仍旧在不断地发生着。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因此，我们要很庆幸，中国因为太大和有古老的历史，因此没有被列强所瓜分；中国因为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恰好赶上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历届政府或政党在外交上没有犯太大的错误，因此才得以保有今天的领土和疆界。如果我们因为中国没有被瓜分，因为我们能够有今天，反而自我膨胀起来，相信应该去找历史的后账，甚至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如何如何，来看待我们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中国在世界政治当中的地位，那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注定要犯错误的。
问：那么，在您看来，中国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应当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具有怎样的一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