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早期与苏俄合作的大致经过，早已尽人皆知。其北伐革命之发动与最初的成功，曾得到苏俄相当助力，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北伐的实现，首先就在于有了广东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出发点。为了建立和巩固这块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经历了许多周折与艰辛。但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了解，在几经磨难后，孙中山以及蒋介石等最初求助苏俄的时候，其实主要并不是要在广东，而是要背靠苏俄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从那里向北京政府发动进攻。当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俄去「访问」近三个月时间，其本意也同样是为了同俄国人一起去研究和具体实施这个西北军事计划。蒋介石兴致勃勃而去，却又极度反感而归，恰恰也是与苏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否定了他们的西北计划一事有关。了解这一切，对于深入了解孙中山、国民党与苏俄合作关系最初的形成过程，以及蒋介石与苏俄以后的恩恩怨怨，无疑都是有益的。

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初步提出

1918年5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因西南军阀的背叛而失败，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转往上海。之后，孙中山「专理党务」，致力于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工作。但与此同时，他也在积极地寻找境外的支持者。一方面，孙中山秘密同日本银行界接触，寻求援助；另一方面，他也对俄国革命的胜利格外感兴趣，开始了与苏俄领导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只是，这时苏俄恰恰正受到十四国的军事干涉，其本身尚未巩固，孙中山自然也不会迅速提出求援问题。但孙中山早就对联合俄国并取得后者援助抱以期望，这是没有疑问的。此可证之于孙中山1918年1月28日在广州一次宴会上的谈，他当时曾明确讲：「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1]而3月13日，孙又一次谈到他的这一想法。当天他曾有电报给重庆靖国军总司令代省长黄复生，说明：「义师讨逆，及将来对俄关系，不可不预注意于西北边」。[2]他这里再三强调的注意中国西北边，寄希望于西北方面大发展云云，其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

欧洲和日本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到1920年逐渐归于失败。1920年4月所谓「远东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苏俄新政府的统治已经开始扩展到俄国的远东地区来了。与此同时，苏俄政府也迅速开始了在中国寻找支持者的工作。孙中山在上海先后会见了前沙俄海军军官，后拥护苏俄政府的波达波夫（Potapoff）、陆军中尉波波夫（Popoff）、上海俄侨事务局负责人马特维也夫－鲍雷德（Matriev Borid）、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等人，对苏俄的稳固和强大开始有了较深的印象。而在此前后，他还收到了参加苏俄内战的华人红军战士和旅俄华工联合会辗转从基辅打来的声援革命的电报。[3]这使孙中山对利用苏俄援助及其在西北方向招募军队，进攻北京政府深感兴趣。在这一年夏天，在俄国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局[4]刘江返回中国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与他讨论了从新疆、蒙古和华南分三路合击北京政府的军事可能性问题。根据刘回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向俄共（布）阿穆尔州委会提供的报告说：双方约定，立即把华南、俄国中部和远东地区的中国革命力量联合起来，为此计划在远东的布拉戈维申斯克设立领导中心，同时把新疆作为驻扎苏俄军队和华南军队的集结地，在在新疆地区征召志愿者。为此，孙中山马上将向莫斯科派驻两名代表，他们不久即将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5]

刘江提到的孙中山的代表之一，就是先后担任过孙中山警卫团团长和大元帅府参军的李章达。这一年9月，李章达受孙中山派遣经黑龙江前往苏俄。孙中山要求李章达务必到达莫斯科，代表他本人正式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的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于次年，即1921年春季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进兵中国的新疆，深入甘肃接应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李章达当年10月底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兰泡），但直到次年春天才到达莫斯科。[6]。关于李赴苏使命的这一内容，我们可以在另一位苏俄来华代表的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1920年11月进入中国东北的这位苏俄代表的名字叫索科洛夫· 斯特拉霍夫（Soclov Stlahoff）。他这时的公开身份是记者，来华后曾前往北平和上海，会见了国民党方面的领导人。他在1921年4月21日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国民党人曾两次向他提出关于请苏俄从西北方向给予援助的问题。报告称：1921年1月12日，《民国日报》的编辑戴季陶提出，他应该见一见刚来上海的国民党领导人及广州政府成员李烈钧。[7]会晤预定在一所私人寓所进行。由于白天寓所受到严密的监视，所以他是在编辑部给他派去的一位向导的陪同下，深夜才前往那里去会晤这位国民党要人的。在法租界华龙路四十四号这处私人寓所里，李烈钧强调，整个国民党都「力求通过秘密派遣代表沟通情报，特别是缔结必要的协定，来实现与苏维埃俄国的亲密诚挚的关系」。这位国民党人所说的关于缔结必要的协定的内容，「证实了李章达事先讲过的情况」，即国民党人希望苏俄方面能够从中国的西北边疆为中国革命党人提供援助。斯特拉霍夫在报告中具体解释了关于李章达在海兰泡对他所说的计划内容。称：

我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时候，于1920年11月结识了国民党员李章达，他给我写了引　　孙逸仙博士、李烈钧等人的信，并告诉我说，他想来莫斯科，要以孙博士的名义向苏俄政府建议签订在华联合行动的协议。孙逸仙博士想签订的军事协议，是旨在使红军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方面向新疆发动春季攻势，直逼中国西南四川省首府（成都）。据章达说，四川省约有4万名国民党人，已经做好策应这次行动的准备并会兴高采烈地迎接红军。

当斯特拉霍夫怀疑让苏俄红军深入中国境内来担任这样的进攻任务，是否可行时，李烈钧却表示相信，既然「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国内消灭封建制度」，那么，「为了革命的成功，他们可以采取一切手段」。[8]

在1921年初另外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中，也曾隐隐约约地提到过这件事。[9]不过，在已知的这时提到过这个西北计划的俄国人当中，既没有人对它表现出明显的热情，也没有人提出过反对的看法。斯特拉霍夫在他的报告中只是强调说：「最近几年来，国民党几乎是唯一强大的政党」，「在中国，还没有其他更革命、更有组织的力量。显然，无论是在劳动群众当中，还是在小资产阶级当中，国民党都深受爱戴」。因此，他的结论是：「１、尽快与广州政府建立联系，是我们远东政策最迫切的任务；２、建立这种联系的目的在于，在居民和广州政府中寻找有能力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以反对整个远东地区美、日资本压迫的分子」。[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