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除个别研究者[1]外，人们习惯于依据蒋介石自己的说法，把他对苏联及其俄国革命的看法，区分为两个时期或两个阶段，即1923年蒋赴苏访问之前和之后。蒋介石自己说：他对俄国革命，“第一时期的感想是同情的，第二时期的感想是失望的！是反对的！这种变迁，乃是实地考察的结果。”[2]由此出发，人们多半相信1923年秋天蒋介石访苏的结果，和1924年3月14日他给廖仲恺信中对苏联和中共的批评，已决定了他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基本态度。谈论此后的蒋介石，或者避而不提他当年也曾按照孙中山的意愿贯彻、宣传联俄容共政策的言论与事实，或者稍有触及，即用“伪装革命”，或“阳示进步”一语以概括。对于蒋发动“三·二0”事变，更被认为是“为了突破‘受制于人的现状’”，“表面上与汪（精卫）打得火热，亲爱无比，在言论上十分左倾，事实上早已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作为假想敌，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机发动”的。[3]这种说法，合乎逻辑，但却未必合于历史事实。因为这其实是站在政治人物后来的立场和说法上所得出来的结论，与历史事实本身的情况有很大的差距。

历史事实的真相是，除了1924年3月14日那封孤立的，并且还有相当争议的信件[4]以外，至少在1924、1925，甚至直至1926年“三·二0”事件之前，我们都看不到蒋介石有任何反对或怀疑联俄容共政策的其他言论。既然如此，蒋介石又何以会走向“三·二0”事件呢？这就是本文必须要进行考察和说明的问题。而要说明这段历史，我们必须结合蒋介石的独特性格，并尽可能全面地考察并深入分析蒋介石从1923年访苏到发动“三·二0”事件的思想言论，注意其思想变化发展的逻辑过程与其人格特质因挫折而焦虑进而转向攻击的心理变化轨迹。笔者相信，这一个案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1）历史人物的思想发展与其行为之间有时未必总会保持同一取向，换言之，效果与动机未必统一。（2）简单地运用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而不注意历史人物的性格与情境互动所造成的心理变化，对其行为取向的影响，很可能是过于片面和武断的。[5]

提倡“师法”苏俄

国民党的容共政策是由联俄政策而来的，联合苏联又与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思想密切相关。以往，人们通常会把国民党人的“以俄为师”主要看成是孙中山个人的主张和意志，并以不同方式把蒋介石看成是国民党内反对苏俄的始作俑者，却很少注意到，其实在国民党人当中，蒋介石还是“以俄为师”的最早主张者和坚持者。根据已有史料记载，还在1918年国内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公开欢迎俄国革命之际，蒋就已经有了学习俄文，留学俄国的想法。1919年1月1日，还在福建军事前线的他，就曾暗自决心：“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番，将来做些事业。”[6]当年因人事纠纷坚持告假离闽后，蒋再萌留学想法，仅因孙中山坚持要其留在国内而未成，但他还是一度尝试习读俄语，并密切注意俄国革命的进展。正是由于对国内政治的极度失望和对俄国革命的高度关注，使30岁出头的蒋介石在思想上受到了五四时期激进思潮的影响，明显地流露出同情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倾向。在他的日记中，动辄即可看出此种言论。他不仅经常表现出同情劳动阶级的态度，而且直截了当地把矛头指向资本家，称：“政客、武人、官僚以外，商人之狡猾势利，尤为可恶。如不节制资本，则劳动家终无享利自由之机会。”[7]读俄国革命史，他会联系到中国革命的曲折艰难，发自内心地表示赞叹，“企仰靡已”。注意到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西伯利亚，他更会感到振奋，断言：“列宁政府之地位，更加巩固矣！”[8]在这种情况下，久不得志的他对孙中山单纯依靠地方军阀势力革命的作法愈加难以忍受，以至对中国社会的黑暗现状倍感厌恶，再三提出要去俄国“考察政治”，寻找出路。当然，自诩为孙中山军事专家的蒋介石，不像这时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动辄强调学习列宁及其党人“意志坚定，精神紧张，久而不懈”的作风，而是每每会强调苏俄军事强大的原因，主张军制上当“参考劳农兵制”，引入其适合于中国军队性质者。[9]

蒋介石对政治及社会的厌恶态度，和坚持要去俄国寻求革命出路，不愿在孙中山之下继续与地方军阀敷衍纠缠的心理，还引起过其在国民党内挚友对蒋过分向往俄国的强烈担心。邵元冲即曾批评蒋不应太过生厌恶社会之心，而仅以赴俄为唯一志向。他说：“兄既谓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则兄必已自任为负改革责任之一人，如是则兄无论赴粤赴俄，实皆为欲完成此目的而起，兄之志在赴俄，既非预备在彼处作隐逸，则当然在彼处准备一部分力量，回国担任改革社会也。如是则兄必非厌恶中国社会之人，乃不满意现在中国社会之现象而已。如是则吾人所以要求学，要作事，要负责任，皆所以达此目的，以打破我等所不满意之社会现象，而造成一吾人所希望所满意之社会而已。”[10]

蒋介石“素性暴躁”，好猜疑，易激愤，对人对事常常意气用事，事后自己也不能不反复检讨忏悔。[11]但蒋之性格又相当固执，认准的事通常很难改变看法。对于学习俄国革命一事，他就不顾他人非议，始终坚持己见。1920年3月，他甚至借上书孙中山的机会，用俄国革命成功的例子，批评孙中山应放弃对欧美日本外交之期待。他在历数孙中山借重对日对美外交屡屡失败的经过之后，明白指出：“列强各国对于俄国之压迫，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兵力压制之不已，继之以封锁，及其封锁之无效，又利用波兰及反劳农军以捣乱俄国。而俄国卒不为其所固者，亦以其内部之团结坚强，实力充足，乃有所恃而无恐耳。”他甚至认为，国民党的主张其实与苏俄相去不远，称：“吾党标榜显著，外人目中无不视吾党为劳农制之化身，故无论为美为法与吾党个人有极善之感情者，至一顾及其本国之政策，鲜有不为其所反对与阻梗者。故本党惟有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以谭义金等反动军凭籍外交之失败为殷鉴，则内部巩固，实力充足，自有发展之余地也。”[12]显然，在蒋介石这时看来，无论政治、军事、外交，中国革命都只能“师法”苏俄，才有出路。因此，他坚持认为：“赴俄考察政治，为彻底解决国是之计。”[13]对照三年后孙中山才决心派蒋介石赴苏考察，并明白提出“以俄为师”，蒋介石在这一点上走在孙中山和众多国民党领导人的前面，似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