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王明火箭式的崛升，是靠了俄国人的大力提携。不少人并且能够举出王明的大靠山米夫的名字。有些谈论王明的著作，干脆把在1930年底和1931年初短短二十天时间里发生的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说成是米夫和王明预谋已久的事情。不过，从历史本身来看，似乎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因为事实上，如果不是在1930年6月突然冒出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立三路线”来，那位前中山大学校长未必有理由跑到中国上海来，不顾一切地把他过去的学生扶上台。
李立三，第一个敢以中国革命号令莫斯科的中共领导人
1927年国共分家，共产党人大举暴动夺权，结果因敌强我弱，党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异常惨烈的十二月广州暴动失败后，中共中央的政策转趋稳健。经过两年左右的休整积聚，到1930年初，共产党人在中心城市中的力量开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在上海，赤色工会有了相当的影响，组织起上千人的政治性示威游行已经不在话下了。这种形势重新使中共中央对革命的前景乐观起来了。
1930年2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形势日趋明显。随着蒋、阎军队开始交战，根据战争引起革命的理论，中共中央判断中国革命将会有一个跃进式的发展。
2月17日，中共中央依照惯例召开每周一次的政治局会议。身为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一上来就做了一个极具煽动力的形势报告。他明确讲：我们目前的行动方针应当是：“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战争”。“因为军阀战争削弱统治力量，加重群众痛苦，这一混战的确有可能爆发一直接革命形势”。李立三的形势估计显然鼓舞了与会者，关向应断言：“在军阀战争的形势下，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并非难事”。周恩来也主张：要“以主观力量，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夺取政权”。要以“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作为我们目前的中心策略。会议决定，组织长江局，首先在发动湖北暴动，以此作为全国暴动的开始。
3月，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立即分别向武汉、南昌及广州等中心城市挺进，同时并召集军委、农委、总工会及地方党的各种会议，具体部署中心城市的暴动与红军进攻的配合问题。要通过俄国式的暴动方式来夺取政权，工人的力量明显不足，因此，李立三这时突然强调红军的作用和各种力量的配合。他声称，只要红军一向中心城市挺进，就会促使工人、农民起来响应；即使工人尚未准备好，如果红军能够打下武汉，并不一定要机械地等待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而根据李立三的测算，过去五卅运动时，也不过靠三四千工会会员就闹起来了，省港大罢工干脆就是靠一些政治口号就发动起来了。只要形势具备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月5日，上海党组织指挥祥昌纱厂罢工工人冲厂，与工头及巡捕发生冲突，一名工人被巡捕开枪打死，数人受伤。此事迅速激起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普遍愤怒。8日，近2000名工人和学生涌上南京路，并引起上万群众的响应和围观，10余辆电车被砸，群众和警察及巡捕再度发生冲突。紧接着，南京和记蛋厂因资本家雇佣流氓打伤工人，又引起南京学生及工人的不满。4月5日，资本家请日本水兵登岸压迫罢工工人，大批学生赶往声援，与警察发生冲突。上海部分工人学生更受刺激，情绪激昂，起而响应，到处都有讲演和集会。一时间，上海和南京地区出现了浓烈的火药味，很有点革命气氛。
4月7日，李立三开始在政治局会议上设想中国的十月革命了。他提出：“中国革命必然可以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他断定，中国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而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取代了过去俄国的位置。正是从这个逻辑出发，他明确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一爆发，帝国主义必然要以全力来镇压，结果势必促成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殖民地革命的爆发。由于担心莫斯科可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他提议，应该给国际一个详细的报告，促使它就此做出明确的决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天的会议上，与会者多半比李立三更加冲动。
一些与会者说：在现在的形势下，仅仅说我们革命形势复苏已经不够了。
李立三表示：我们已经指出革命高潮一天一天逼近了。
向忠发对此不以为然，讲：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
究竟何时可以宣布已到革命高潮，政治局为此不知道讨论了多少次。李立三甚至已经在担心会不会发生“左”倾危险了。
为检验群众发动的程度，中共中央为在上海组织五一示威游行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27日，江苏省委在“仁济善堂”召开上海“五一”总罢工第二次筹备会时，被国民党侦知，各工厂指挥人员数十人被捕，组织好的200余人的纠察队也有120多人被捉了去。“五一”那天，中共中央还是决定强行示威，动员了基本群众2000余人埋伏在南京路旁的马路和弄堂里，只等红旗一展即冲上南京路集中。不过，由于当局戒备森严，负责指挥的总行委虽两度派骨干打出红旗，骑着车冲上南京路，引来围观者甚众，示威游行没能组织起来就被军警冲散了。向忠发盼望的几万人上街的局面自然没有出现。
但即便如此，中共领导人的革命热情丝毫没有减低。“红五月”里，仅江苏省就在将近10个县市举行了规模不等的工农示威和集会。上海方面以声援印度革命为号召的五卅示威省活动也取得了比五一示威要大的声势。再加上蒋、冯、阎中原大战正酣，长江流域国民党兵力空虚，红军大显身手，进入到6月份，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进一步升级。
6月9日，李立三明确提出：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摆到党的面前来了。眼看临近最后的决战，他断定，一旦中国革命爆发，帝国主义一定要压迫中国革命。或者中国革命掀起世界革命高潮，战胜帝国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或者没有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归于失败。“这一点非常严重”。因此，他强调：“必须使每个人了解，中国革命有掀动世界革命的可能”。“世界革命一起，进攻苏联的战争必会马上爆发”，结果全世界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也将胜利展开。
无论是李立三，还是中共中央其他人，这时几乎都毫不怀疑，革命一旦爆发，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一往无前，势不可挡，直到最后胜利。不料，他们突然听到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说，莫斯科领导人对夺取武汉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共产国际正在为中国革命起草文件，支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已经在那里的周恩来也有“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样的提法。这个消息立即在中共中央内部引起喧然大波。中共中央除了立即根据李立三起草的文件于11日通过了一个正式的决议，同时起草了一封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电报，内称：“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电报同时声明：“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