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其自身利益考虑，自然不愿卷入中日冲突，与日本为敌，但以战前日本北进南下方针未定之时，深惧日本威胁之苏联又孰知其必定不会与中国结盟？外交运用，存乎于时机与策略的机敏掌握，若能恰当把握时机，灵活运用，焉知不能拉苏联以挫日本？
事过近六十年之后，查阅俄国档案可以看出，中苏两国在１９３５年底至１９３６年间确乎存在过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机会。陈立夫秘密潜赴柏林“蜇居”待命，准备赴莫“商讨军事同盟”，其实并非国民政府之一厢情愿（１）。事实上日本在夺取中国东北之后，步步侵占热河、察哈尔并迅速深入绥远，沿苏蒙边界对苏联形成包围态势，也使当时的苏联政府万分紧张，担心其有进一步包围和进攻苏蒙的企图。陈立夫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发生之后奉命赴苏谈判“军事同盟”，事实上正是苏中两国政府这时在对日问题上相互需要的一种结果。只可惜，这一机会竟因我策略运用不够灵活而失之交臂。
苏联曾愿意与我军事互助
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就始终在寻求大国干预，避免与强大的日本爆发全面战争。由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最初很明显地包含着进一步进攻苏联的意图（２），同时苏联这时也仍在暗中支持中共以武力反抗国民政府，蒋介石当然不打算向苏联求助（３），国民政府这时只是千方百计地推动国联和英美等西方大国来主持公道，试图以此来阻止日本南进。但不论蒋介石对苏联抱有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态，自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面对日本的共同威胁，中苏两国由于相同的利益需要，已经开始努力恢复已经中断了几年的两国外交关系了，双方甚至还开始讨论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４）。只不过，有关互不侵犯条约的商谈无法取得应有的进展，国民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这时明确讲：“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只有在（苏联）成为抗日可靠保证的情况下才有价值”（５），相反，国民政府中这时不仅没有人相信能够指望苏联帮助自己来抵御日本，而且许多人一直在努力促成中日两国的妥协，或多或少地寄希望于日本转而对外蒙发动进攻，促成日苏之间的对抗和冲突（６）。因此，非常明显的是，国民政府对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并不热心。以至国民政府的领导人表面上一再讲，缔约商谈无法深入是由于中方要求苏联公开承诺支持中国抗日，苏方必欲坚持中立立场，而苏联大使的印象却是：“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决定对第三国政府可能持何种态度的那些条款上，而是在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和适用于国内局势的条款上”（７）。换言之，苏联方面注意到，蒋介石等人虽然不满意苏联必欲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但他们更重视的，多半还是苏联与中共的关系问题，如果后一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两国互不侵犯条约乃至苏联方面提议的有关贸易协定的谈判，在蒋介石等人看来都不具有重要意义。
到了１９３４年夏秋之后，蒋介石的认识多少有了一些转变。这一方面是因为事实证明，西方大国既无帮助中国抵制日本之可能，日本对中国之入侵也丝毫不因其有攻苏企图而减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最为担心的共产党在军事上已经被打败，一时不再能对国民政府构成威胁。鉴于这种情况，蒋介石或多或少地开始设想联苏抗日的可能性了。他这时无疑已经感觉到，要想制约和牵制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与同样受到日本侵略威胁的苏联建立密切联系，争取苏联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从而使狂妄的日本军人不能不有所顾忌。
在与苏联中断了外交往来数年之后，蒋介石于１９３４年秋天第一次派蒋廷黻作为自己的非正式代表赴苏访问，这反映出蒋介石当时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联苏准备（８）。当然，从蒋廷黻访苏期间与苏联外交人员的谈话内容看，蒋介石这时还没有与苏联缔结军事互助协定的打算。他这时首先关心的还是，在他从１９２７年与苏联公开翻脸之后，俄国人是否仍然记恨自己。（９）
蒋介石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打算与苏联缔结军事互助协定呢？根据莫斯科外交档案记载，南京政府最早是在１９３５年７月初开始向苏联政府比较明确地提出缔结军事互助条约问题的。根据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Bogmolov）７月４日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曾于前一天突然来访，声称要向大使介绍察哈尔的局势。孔祥熙称，日本军队已经在察哈尔安营扎寨，准备迅速渗透绥远，其目标是想要发动对外蒙古的进攻。孔祥熙明确提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１０）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提议，苏联方面无疑颇感意外。正如其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当面向孔祥熙所解释的：苏联对此感到惊异。“中国政府慑于日本压力而拒绝互不侵犯条约，担心有人评说而拖延贸易条约的回答，可是忽然间谈起互助条约来了。”要知道，“互助条约的签订应以良好关系为先决条件，即在贸易条约、互不侵犯条约都早已成为定局的情况下才能谈及。”（１１）更何况，苏联方面这时不断获悉南京政府始终在或明或暗地与日本政府进行妥协谈判，甚至与之讨论缔结反苏军事同盟问题，照苏联大使的说法，只要国民政府继续它同日本的谈判，它就绝不会认真地看待它与苏联的关系。既然如此，它当然要怀疑蒋介石此举的动机。
鉴于苏联方面毫无反应，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面。三个月后，即１０月１８日晚，根据孔祥熙的要求，蒋介石亲自到孔宅与鲍格莫洛夫秘密会晤。鲍格莫洛夫当即向蒋介石解释了苏联政府的立场，表示苏联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并主张通过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来达到这一目的。但蒋介石回答说，他毫无疑问赞成缔结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然而问题是，“这些条约都只是表面举动，他希望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他在进一步回答鲍格莫洛夫关于何为“非表面性”协定的问题时强调指出，他不是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来谈论这一协定，而是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来提出这样的建议的。他告诉鲍格莫洛夫，日本政府确实向中国要求缔结关于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军事同盟，从日本人的观点来看，这当然是包括反对苏联的目的在内的。他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同意这样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出：“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订一个多少能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如果苏联政府给予肯定回答，那么他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何想法？”鲍格莫洛夫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蒋所暗示的这个协定无疑是一个“秘密军事协定”。（１２）
在这里需要注意到蒋介石突然一反常态地提出缔结两国军事互助条约的特定的时间和背景。
７月初，即孔祥熙向苏联大使提议缔结军事互助条约的时候，正是日本制造华北事变，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放弃对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实际控制权的关键时刻。尽管孔祥熙在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仍旧突出强调日本此举的意在通过夺取察哈尔，进一步深入绥远，“然后开始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１３），但蒋介石更担心的恐怕并不是蒙古。在日本方面于１０月７日进一步提出要中国听任日本摆布的所谓“广田三原则”之后，蒋已经再清楚不过地意识到，至少日本现在的进攻目标还是苏联，而是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或者答应日本人的要求，那就必然要一步步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拒绝日本人的要求，那就必须准备冒与之全面冲突的危险。显然，蒋介石只能选择后者，为此只好下定联苏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苏联方面的处境。日本制造华北事变表面上是针对中国而来的，但日本夺取察哈尔，并且全力渗入绥远的行动也同样严重地威胁了苏联的安全。自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苏联方面一直对日本进攻苏蒙的危险保持着高度警觉。而日本方面一面要求南京政府与之缔结反苏军事协定，一面在军事上沿着苏蒙边境迅速延伸其对苏蒙的包围圈，苏联人自然很难相信日本人这种行动不是针对自己来的。不论中国方面的警告动机如何，苏联方面确实对日本在华北制造事端的真实意图深感紧张。正因为如此，在反复研究之后，苏联政府这时对于蒋介石的建议竟作出了相当积极的反应。在将近两个月之后，即１２月１４日，苏联外交部向鲍格莫洛夫发出密电，其中肯定地回答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请将上述内容告知蒋介石。”而在两周后的另一次由信使递交的更详细的外交指示中，它更进一步表示：苏联政府相信有必要支持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主战派，如果中国确实投入抗日战争，我们准备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援。为此，“我们同意蒋介石关于合作互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也就是说，“苏联政府愿意就他提出的以互助抗日条约的形式签署一个条约”。（１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