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迄今为止，张学良就西安事变所做的最为完整的回忆材料，仍旧是1964年7月《希望》杂志在台湾刊出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该材料当初刊布后，很快即被国民党当局收回，故外界知道的人很少。只是当1968年香港的《明报》月刊据以再度公之于海外以来，才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显然，几乎所有关心张学良生平和西安事变史实的人都读过或利用过张学良的这一回忆材料。但令人遗憾的是，似乎并没有人知道张学良写下这篇文字的原委，更没有人读到过这一文献的全本。这种情况不免使它的参考价值大打折扣。此后30多年间，细心的读者只是在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辑出版的《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一书中印证了此一文献的真实性，并发现了一两段已经公开的摘要中所没有的文字[1]，除此之外仍无所获。也正因为如此，大陆方面的学者议论到这一回忆材料时，不免多有保留，称其虽“非全然伪造”，“从文字和内容上看，显然经过删节甚或改动。”[2]

进入到20年世纪末的1999年，我们终于可以一睹此文献之全貌了。首先，张之宇在台湾《历史》月刊1999年1月号上具体说明了张学良此文写作之经过，并披露了张最初写给蒋中正这一长函开头部分的文字。[3]郭冠英亦在香港《明报》月刊当年第十二期，根据同一资料来源，撰文披露了前遭删节的重点。[4]两文均具体说明，张文乃应蒋介石要求所作，虽有检讨反省之意，但最初并不为蒋满意，且并无标题，仅以长函方式复呈。随后，台湾国史馆张鸿铭先生根据《蒋经国总统档案》第0904号档所存，已删去信函内容，成为“反省录”形式的此一材料，全文披露于《国史馆馆刊》第26期（1999年6月）上。我们因此进一步了解到，此一文字几经修改后，在蒋经国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时已有定稿，且已定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5]由此亦可断定，当年在《希望》杂志，以及多年后在国民党党史会编辑出版的《革命文献》第94辑上所发表者，均是蒋氏父子依据此稿请人进一步修改后，提供给军内及党内高层传阅的文字。惟当时正值强调「反共复国」之期，其删改难免具有颇多政治因素考量的背景，标题之所以改为《西安事变忏悔录》，想亦为此。

比较已经公开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这篇文字至少应当有四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张根据蒋意起草并以函件形式上呈，即经张之宇、郭冠英部分披露者；第二个版本是经过初步修改，即张鸿铭根据蒋经国个人档案所发表者；第三个版本是台湾官方进一步修改后在军队将领内部传阅，即60年代《希望》杂志发表，而为世人所熟悉者；第四个版本则是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根据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上蒋经国请人在《希望》稿的基础上，略作修改后印发给与会者参考的单行本，利用《革命文献》加以刊布者。根据张之宇的看法，第一个版本与第二个版本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6]但第二个版本和第三、四个版本之间，却仍有较多删改，因此内容上的差别相当明显。故此，笔者特将上述几个版本略加整合，以供比较，并简略地贡献一些个人的分析和看法。

惟须说明者：（一）原已发表者（即上述第三个版本）共为27款，下文皆照原有序号标注，凡序号颠倒或内置者，显示发表时曾经改动；（二）凡上述第三版本者均列为楷体；张之宇、郭冠英披露之信函部分列为仿宋体；其它当年删去而未发表者列为黑体；〖〗中字为前发表时被改正者；【】中字为前发表时另加者。）

                              （二）
　

    以下为张文。

总统钧鉴：刘乙光同志转下的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评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近年来，更不愿自寻苦脑（系恼字之误，笔者注－原注），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  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  钧座之参考，下垂后（系後字之误，笔者注－原注）人之昭介（原文如此）。不过，如今思来，但凭追忆，真不知从何下笔。即奉  钧示，而如此大事，良不敢不具实以对，亦不能不具实以对，更不应不具实以对。[7]

一、追忆往事，皆在二十年以上者，百念丛涌而来，心中十分酸痛，想起甲则忘了乙，想起乙又忘了甲，由东攀缘（系援字之误，笔者注－原注）至西，由西又转南北。而反把主题忘却，又须重新返回追溯。因之，前后或有倒置，叙述有些杂乱。

二、不愿把良个人事，言之太多，更不愿回录有关他人之事，但不说明，又不能追源某念或某事发生之由来也。

三、良少读诗书，文笔拙劣，辞不能达意，又因心气悲怆，语文多有不恭谨或有形容词之过甚之处。总之，此书主旨在真实。良从来未向任何人吐录（系露字之误，笔者注－原注），尽今日所能想到者，尽量掬诚呈述。

四、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祸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自当由良之个人说起，方能容易明了前因后（系後字之误，笔者注－原注）果，整个事体发生之由来也。良不计颜面问题，坦白的先约略自我介绍，然后尽其能客观的追述事实。[8]

（1）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而未及弱冠，出掌军旅，虽数遭大变，皆凭一己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渡过，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此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种薰陶，如今思来，恐受西方之师友者，为多也。

（2）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存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

（3）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4）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

先大夫在世之时，已常有冒犯之表示。迨先大夫遭难之后，更加深国家必须统一，全国互相握手一致对外之观念，凡有作为，皆向此一目标迈进，往事可考。殊不知这些观念，其后果致使导致歧异方向也。

（5）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过香港之时，胡汉民先生劝阻暂止于港，陈济棠派人欢迎入粤；良一概拒绝。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