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与美国坚持支持其敌对的蒋介石政权有关。1950年新中国出兵朝鲜，不惜与世界最强国美国直接作战，除了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以外，也同样与美国派遣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以台湾地位未定为借口，必欲保护蒋介石政权的特殊情势密切相关。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做出带有某些意识形态倾向的革命选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不仅难以避免，也容易理解。正因为如此，当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尽管和美国之间旧恨未消，又添新仇，考虑到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还是毅然选择了支持世界全面缓和，争取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新的外交方针。它为此甚至主动向它最主要的敌人美国伸出了橄榄枝。

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党，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理想主义精神，曾经得到大量国际援助，因坚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1]的信念，而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成功经验的革命党，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能不使它的领导人充满了革命的使命感、责任感，甚至是道德感。在被视为“帝国主义头子”的美国顽固坚持敌视新中国的的政策，且以武力阻挠共产党人实现中国统一大业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坚持意识形态取向，并不惜利用战争边缘政策，乃至于借助支持世界革命的作法，来挑战美国，在当年几乎不可避免。注意到毛泽东1954和1958年两次炮击金门的决策，都与美国僵化的对华态度有关，不难想见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在他当时对外政策的选择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恰在此时全力推行美苏缓和，并试图迫使中国服从其政策走向，这自然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中苏两党关系随后的恶化，毛泽东从力倡反美，到逐渐高擎起反帝反修两面大旗，亦与此不无关系。十分明显，中国外交政策60年代初逐渐趋向革命化，需要从50年代新中国对美政策的变动中，特别是从毛泽东两次台海危机的决策意图中去寻找原因。[2]

“武装斗争”：各国人民解放的唯一道路？

选择向苏联“一边倒”，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形成之后，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尤其是执政的共产党人，基于政治正确性的压力，都不能不在对立的美苏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另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对共产党的顽固敌视态度，这导致它在事实上成为维系自己的敌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寿命的最主要的因素，成为威胁自己新政权生命的最重要的国际根源。因此，无论是从表明政治正确性的需要出发，还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毛泽东1949年公开宣示中国“必须一边倒”，绝不骑墙，绝不走第三条道路，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3]

不过，选择向苏联“一边倒”，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要采取激烈的反美政策，甚或为了自身的安全而需要向外输出革命呢？当然不是。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人在“一边倒”政策的框架里选择更加灵活的对外政策的关键在于，他们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政治憧憬使他们无法摆脱中国革命胜利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感，因而亦无法对周边弱小国家共产党的援助要求置若罔闻。外交问题在这里不可避免地与党的意识形态目标交织在了一起。何况，根据中苏两党1949年7月达成的协议，中国党本来就负有指导和帮助亚洲弱小国家共产党的政治责任呢！[4]

中国革命的胜利，最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他们在继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同时，创造出了一条更适合于落后国家革命的崭新道路。他们开始注意到中国革命经验的特殊意义，是在1943年中共中央领导人公开表态歌颂“毛泽东思想”之际。当经过延安整风之后的这些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表态拥护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的同时，他们事实上已经开始相信，如果说欧洲国家的革命应当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的话，那么，世界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就应当以中国革命为榜样，走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解放道路。[5]如今，当他们进一步相信用“小米加步枪”，就彻底战胜了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之后，他们自然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在这种情况下，当周边弱小国家的共产党向中共中央提出援助要求时，依照毛泽东“革命时外援，胜利时援助外”的国际主义观念，他们当然会乐意帮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尤其愿意向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提供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1949年春毛泽东接见北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金一时的谈话，就反映出这种情况。金一当时报告说，朝鲜劳动党准备像中国党那样，用战争的办法来统一朝鲜半岛，毛泽东当即表示赞赏。他不仅同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编成的几个师转交给北朝鲜，以援助朝鲜革命，而且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提醒朝鲜同志说：这种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朝鲜党应当估计到这种情况，做周密的准备。但他丝毫不认为朝鲜党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小心谨慎。他明确表示：即使战争持久，并且有日本卷入，也不必担心，因为苏联和中国就在旁边，“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毛泽东的建议只是，最好等到中国完成了最后的统一，可以抽调出精锐之师迅速援助北朝鲜时再发动这种进攻。因为美军当时还没有完全撤出南朝鲜，即使美军撤出了南朝鲜，驻扎在日本的麦克阿瑟也仍然可以很便利地武装日本的军队并把它们派到朝鲜半岛上来。一旦发生意外情况，中国目前还无法迅速给予有力的支援。[6]

不难看出，这时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完全摆到执政党的地位上，基本上仍旧是依照革命的惯性来考虑对外关系的问题。面对外国党的援助要求，他所关心的更多还是如何能够推广中国革命的经验，帮助外国党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联系到在此前中共中央内部对越南党一度为取得国际承认，公开解散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的作法持强烈批评的态度，对其受到法国殖民主义者压迫后重新开展武装斗争的作法予以积极评价，[7]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时对于中国革命经验是何等的自豪和坚持。

建国伊始，最足以反映中共中央领导人试图要用中国革命经验影响世界革命的一个讯号，就是1949年11月刘少奇在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他依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强调认为：“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基本形式——这就是武装斗争，是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动。”为此，他不顾中国新政府可能受到美、英等大国，特别是周边各国政府反对和抵制的情况，公开“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主张“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8]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坚持宣传和推广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这时也得到了斯大林的极大肯定。战后初期斯大林曾经基于雅尔塔协定，把除东北三省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视同美国的势力范围，因而一度不赞成毛泽东用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和中国革命出乎意料的胜利，使斯大林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开始积极赞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