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此，蒋介石也只好委曲求全了。其29日复电称：“对于此时政略若对察北问题我方已有可进可退之余地，攻守皆可自如，至在外交立场言，当以收回察北为有利也。惟以顾虑引起敌方整个之战争，则准备当须待时，弟意以后战略之攻守当决之于兄，而政略之成败则由弟负其责也。但无论如何，惟须速决为盼。”[77]当然，蒋内心里还是相信这时是千载一时之机，即使日本关东军有心干涉，亦需相当时日，若能即时进攻商都与南壕堑，渐次收复张北各县，不仅对晋绥安全有益，且于外交利益特大。但是，即然蒋已明确表示绥远军事上的战略部署交由阎锡山来决定，阎自然也就懒得多费口舌了。他对蒋的这种看法只是支吾其词，再不做正面回应。阎锡山态度如此，蒋介石亦无法可想。绥远抗战因此如流星掠空，一闪即逝。整个战役中值得提及的，虽还有红根尔图的抵抗以及大庙之乘势占领，但真正产生影响并具有军事价值者，实仅傅作义部袭取百灵庙一战而已。
12月2日，虽然百灵庙争夺战一度大规模展开，但注意到张学良要求援绥抗日，东北军内部不稳，西北剿共将陷停顿，蒋介石也就乘势改换了方针，据说是：“一、亲自驻陝督剿残匪。二、对倭缓和进行交涉。”[78]其对绥远战役的主导权，已经完全放给了阎锡山。而他自己则把重心转到了西安方面和剿共战争上去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此去却引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重大事变。绥远的战事，也受到此一事变的影响，意外地停止下来。[79]
综合上述史实，不难了解，绥远抗战就其主要作战而言，其实并无中央军直接参预。但此一抗战从始至终都是在蒋的主导之下进行的。如果按照蒋的打法，绥远抗战应有更大的战绩。无奈晋绥由阎锡山管辖和指挥，阎锡山以及多数山西军政要员的态度，却极度担心对伪蒙军主动出击，可能惹恼日本关东军，引来灭顶之灾。绥远抗战中途停止，未能达到蒋预想的结果，既非张学良东北军内部不稳的影响，也非简单地因为关东军11月27日夜一纸声明的恐吓。它很大程度上是主帅与前线司令官意见冲突，调和不下，而蒋尚无力左右地方实力派的一种结果。
那么，蒋介石是否决心由绥远战役而展开全面抗战呢？似乎也不能轻易得出如此结论。事实上，归纳蒋主战的言论，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根本目的不在战，而在和。其战亦是为了迫使日本认识和的必要，意在逼其让步与妥协。用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倭必不敢正式宣战，而我应准备宣战与造成形势。”因为，只有使其知道一经破裂，我必不惜牺牲，则不能使其知难而退。敢于做此赌博，一个原因在于蒋的军人特质和独特性格；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蒋的基本判断是日方并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关东军即使想要干涉，也难以很快抽调兵力援绥。只要打得快，打得狠，取得先机，关东军纵使想要报复，也必因失机而需重新计算，权衡利害。当然，要赌就不能怕输。蒋亦时时在做着破裂的准备。这恰恰是蒋介石区别于阎锡山等人的关键所在。阎锡山等人总是担心因小失大，引发大战，而蒋介石却敢做敢当，不惜一搏。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年里每每遇到中日间出现突发事件，蒋都会要求军事各机关“准备一切”，做好破裂准备的原因。这是因为蒋经历了东三省、热河沦陷和华北事变之后，不仅深知自己已让无可让，而且已经明白继续示弱只有灭亡。他因此相信：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现在“惟有十分备战決心，隨時牺牲或可避免战爭，（并）慑服倭寇。”他始终认为：“倭必不敢正式宣战，而我则应准备宣战，造成宣战之形势，并暗示一经破裂，则我非抱定牺牲到底之决心不可，使不敢常作小规模之扰乱，则我可转入主动地位矣。”[80]
[1]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390页；吴相湘编着：《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45－249页。
[2] 见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1995年印行，第474页；周美华：《中国抗日政策的形成－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2000年印行，第279－280页。
[3] 有关蒋介石1935年秋终秘密接洽苏联，密谋与苏联缔结互助军事协定的情况，可参见拙作：《抗战前夕陈立夫赴苏秘密使命失败及原因》，（台北）《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版。
[4] 《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
[5]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2－133页；《傅作义致蒙藏委员会电》，1936年2－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140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336页。
[6] 蒋介石至2月下旬始开始重视晋绥防务，但军费亦仅增至每月30万，工事费连同山西在内允拨150万，争取添至200万。但事实上这一许诺到7月仍未实现。转见《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册，第376页；《赵丕廉致太原阎主任电》（1936年7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0392.42/2234.1，第1689－1690页。
[7] 《蒋委员长致阎锡山一月漾电》，同前引，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统一时期，第25册－华北局势与对日交涉上(2)，第235页。
[8] 同前引，《困勉记》1936年3月31日，5月9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