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是中共在城市工作遭遇灭顶之灾的年份。
其实，要想弄清楚牛兰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先要弄清共产国际这个时候在中国的秘密组织，特别是负责联络和代为帮助中共中央工作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而这个时候的中共，恰好处在由公开转入地下，由主要进行宣传工作和民众组织工作，转为主要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个转折的时期。为了应付这种转变，莫斯科这时不仅组织大批中共人员到苏联去学政治、学军事、学各种特殊技能，并帮助中共中央制定大政方针，主持安排中央人事，提供几乎全部活动经费以外，还专门派出一个机构长期驻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就近帮助、指导并监督中共中央的工作。这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简称远东局)。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当时外界多半只是在牛兰被捕之后，才多少开始有所了解的。因为警方从牛兰的住处搜出了大量中共和周边国家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文件，从而得知中共方面的几乎一切重要文件，包括政治局会议记录，都要通过这个机构报送莫斯科。这个重大秘密的发现，使中国的舆论界一时间议论纷纷，不仅有关中共的一些重要文件被逐件披露报章，而且还盛传这个牛兰是什么“第三国际在沪最高机关领袖”，误以为由此便破获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这个专门机构。[1]其实，这只是一个误传。牛兰事件的发生，并没有影响到这个机构的存在和运行。关于这个远东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的成员有些什么人，负责人是谁，有过怎样的变动，它对中共帮助怎样，这些都还是些幕后的东西。
远东局的历史变迁
莫斯科早在1920年就开始同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并指导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共产党。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主要机构是俄共西伯利亚远东书记处，作为这个书记处的工作人员，维经斯基曾经率领过一个俄共小组前来中国，到处物色合适的发展对象。在同中国的，并且通过中国上海与朝鲜、日本等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起固定联系之后，俄共正式决定将其在伊尔库茨克的西伯利亚局远东书记处改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领导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国家的共产党活动，向他们提供经费和发布有关的指示。这个书记处事实上仍归俄共西伯利亚局领导，因此西伯利亚局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也即是书记处的领导人，书记处的主要成员有维经斯基、达林等，它下面还设立了日本、中国、朝鲜支部，中国部的负责人是维经斯基，张太雷、张国焘等人先后担任过中国部的工作人员。[2]
1920年6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世界革命重心东移，应当加强对东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革命宣传工作。会后，曾经在印度尼西亚从事过革命鼓动工作的荷兰共产党人马林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赴中国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马林在1921年3月成行，6月到上海，很快被指定为远东书记处的成员，并被要求代表书记处留在上海。因此，马林与几乎同时到达的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柯尔斯基一起出席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与尼柯尔斯基一同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与中共保持联系。但是，这个时候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系还比较松散并缺少章法。[3]
1922年1月，随着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代表大会，远东革命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同时在俄共西伯利亚局领导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处理朝鲜共产党的问题上表明这个机构设置不甚合理，[4]共产国际决定取消远东书记处，直接成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下的远东支部，由维经斯基负责，不再受俄共西伯利亚局领导。紧接着，马林回到莫斯科，他的汇报，特别是他同国共两党的联系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从而决定直接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中国南方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并代表我们(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同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合作”。[5]从这时起，共产国际才算是确定了通过个人代表对中共进行指导和帮助的工作方式。
马林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任命的第一位驻中国的代表。但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后，1922年秋天共产国际成立了以书记处副书记库西宁为部长的东方部之后，设于海参崴的远东支部又改名为远东局，马林旋又于1923年1月被任命为远东局委员，并再由远东局正式任命为驻中国的代表。只是，马林在中国只呆到了这一年的7月就回了莫斯科，从此再没有回来。[6]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在1922年底之后，已经初步形成了对中国的组织管理机构。除了俄共中央政治局这一最高领导机构以外，作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中共最上级的领导机关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之下负责领导整个东方国家共产党工作的是东方部，东方部以下中共的顶头上司是设在海参崴的远东局。这也就是说，共产国际通过其远东局指导中共的历史，至少在1923年就已经开始了。
由于马林已经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因此远东局成立后派驻中国的第一任代表实际上也是马林。但在马林离华，苏联大使加拉罕派鲍罗廷代表苏俄政府长驻广州后，鲍罗廷很快就被赋予共产国际的任务，事实上承担起了共产国际驻华南代表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中共的工作被分割成两部分。一方面，根据莫斯科的指令，共产国际有关国民党问题的任何指令，都要经过鲍罗廷的的同意并在鲍罗廷指导下来实行，因此，中共在南方国民党地区的各项工作，事实上都处于鲍罗廷的领导之下。而另一方面，鲍罗廷并不曾被赋予指导整个中共工作的明确任务，因此中共中央自身的工作仍旧要向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并接受远东局的指导。因此，为了解决这两重交叉领导所造成的种种矛盾，1926年底远东局再度决定派维经斯基为驻中国上海的正式代表。不过，由于国民革命军很快北伐到武汉和上海，共产国际为了贯彻其进一步的方针，又直接派以罗易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前来中国武汉参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负责领导中共，维经斯基作为远东局的代表只工作了不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随后，维经斯基加入代表团在罗易领导下工作到6月，而后被调回莫斯科。而远东局也因为人员几被调散而逐渐失去作用。
1927年7月，眼看国共关系破裂在即，莫斯科相信整个问题在于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上保守妥协，因而撇开远东局，径直选派罗明那兹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前来中国贯彻其激烈革命的方针。不料罗明那兹到中国后，又表现出盲目冒进的情况，使中共力量遭受更大损失，并未能给中国革命带来任何转机。鉴于这种情况，莫斯科不得不在1927年底将其调回，且在一年多时间再未向中国派驻任何正式代表。直至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时，根据中共代表的要求，斯大林才表示愿意重新考虑派代表到中国去的问题。
斯大林一度不再考虑派代表前往中国，是因为1927年12月中共广州暴动失败后，中苏关系破裂，俄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变得十分困难。同时，前此派驻中国的历任代表，也已经被事实证明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似乎不能起到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作用。但不向中国派驻代表，也确实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之间在政治沟通以及组织联络方面产生明显的困难。因此，几经磋商之后，斯大林最终还是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同意共产国际继续向中国派驻自己的代表，只是他显然不希望俄国人直接卷入这样一种容易引起严重政治纠纷的国际行动，并且担心以后的共产国际代表难免会象他们的前任一样，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斯大林提议，派驻中国的代表通常不应当是俄国人，今后的代表并且应当与以前的代表有所不同，即第一，他们不宜再采取以往的个人代表负责制，而应采行集体工作和集体负责的形式；第二，他们不宜再负有明确的领导责任，主要应取帮助工作性质，起上传下达的联络作用。依据这一原则，1928年底，共产国际东方部才又抽调欧美国家的共产党人组织远东局，并于1929年2月正式将原来设在海参崴的远东局移到上海，建立起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常设秘密机构，以具体帮助中共中央，同时负责与远东各国共产党组织保持联络。[7]
远东局的内部分工
关于1929年开始派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具体如何展开工作，对中共究竟起了哪些作用，还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但从已经公开的有关资料和相关人员的回忆录看，这个远东局有着远较早先那个远东局更为复杂和神秘的工作系统。可以肯定的是，远东局在与中共的关系当中至少担负着以下这些任务：
1、代表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具体讨论每一项工作预算并加以审核，转报共产国际批准。在共产国际核发经费后，再向中共中央转交各项经费，并负责审核提供因临时特殊需要而申请的特别经费。
2、帮助中共中央建立国际乃至国内秘密交通线，负责转递中共中央有关报告和各项工作记录，传达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有关指示，包括协助中共在莫斯科—海参崴—上海之间转送各种人员。
3、定时听取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以及全国总工会等机关负责人的有关报告，与中共政治局商讨各项重大决策和重要指示，帮助中共中央起草和审定有关文件，对中共中央做出的各项决定进行监督，对其中违反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决定随时予以提醒并促其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