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是当时顾顺章更多地负责的只是国内交通线，国际交通线是由远东局自己负责，两线交接一般也只是由特定交通人员具体负责，领导人一般不直接参与。同时，远东局交通联络方面的工作秘密性较高，通常采用单线固定人员联系，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接头一般也是专门的联络员，或由双方的秘书直接接头安排进行，并不通过顾顺章，因此，顾顺章与远东局领导人事实上并无太多接触。再加上顾顺章名为政治局委员，事实上更多地只是负责技术性工作，在政治问题上很少参与，故中共中央政治局与远东局领导人之间的联席会议亦从未参加过。远东局成员又常用各种假名，他要了解远东局内部情况自然颇为困难。他所以指认牛兰，而不能提供地址，并且弄不清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机关的情况，亦可知其知道牛兰掌管经费和交通的重要地位，却没有和牛兰有过接触。其次，也不能排除顾顺章有不愿惹恼俄国人的心理。顾顺章虽然可能对远东局的具体人员分工及多数人员的住址不甚了了，但他理当知道远东局经常和中共领导人开会的执委会代表罗伯特和远东局秘书雷利斯基等人的名字，相反对很少远东局碰头，更不直接与中共人员接触的牛兰的名字应当陌生得多。然而，负责多年秘密工作，不可能不知道远东局成员的化名及某些联络地点和用于交通的信箱等，尤其是不会不知道这时化名维尔海姆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几天前还在上海，因为米夫在上海是所有政治局成员和在上海的重要领导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但顾顺章在供词中却一条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交待，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事实上，说顾顺章一被逮捕马上全盘交待的说法，恐怕并不准确。远东局6月1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报告认为顾顺章有意隐瞒许多重要的秘密。报告称：

 　 我们在南京秘密工作同志向莫斯克湿(即周恩来)报告，在4月26日有一共党在汉口被捕，旋经证明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负责特务工作者。他愿意见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秘密工作负责者，并告诉一切，并预备为南京政府工作。这个消息我们朋友在4月28日所得到的。

  　起初，我们不大相信此人有反叛之可能。其后又以为顾某似乎不致立刻全盘托出，所以整个星期是在谈话及谣言之中，而不能决此事之确否。此种反叛极为可虑，因顾某不但知道所有中国同志之住所，而且还知道克兰莫及坡托歇夫斯基之住宅。几天以内，我们望着警察们到这些地方来，同时作着必要的防备。直至现在，还未见警察巡捕来到。中国同志尽可能的立刻搬家，但是如果这位朋友将真确的地点告知警察，我们负责同志很可能的将全数被捕。但是，结果未曾发生。[18]

  　据报告说，在特科红队(红色恐怖队)搜查顾顺章家时，找到了顾顺章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没有发出去的信。信中说：他“已觉悟，承认共产主义之差误，并预备与(为)南京工作，去诱捕国际代表、党总书记，并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他人物”。这封信表明，顾祝同早先是有过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和盘托出的想法的。但为什么顾顺章在供词中表示他只知道一个人叫牛兰，而对于远东局其他人员的名字和住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够用来加以解释的理由，大概就是顾对出卖俄国人，包括中共领导人，还是多少有些顾虑的。因此，除了有回忆指称顾供出了周恩来和另外两名中央委员过去的住宅以外，顾被捕最严重的危害多半只是带着国民党特务人员巡视南京各监狱，指认中共分子，致使恽代英等化名被捕而未被重判的个别共产党人被处死或判重刑。显然，顾顺章曾负责过中共特别行动科的工作，知道特科红队非报复不可。其之变节，不过是想活命而已。只可惜，即便如此，顾顺章只要变节，就免不了要受到中共特科红队的报复。[19]

　过去的中共党史，对于所谓“叛徒”有着太多概念化和丑化的痕迹。比如对在顾顺章、牛兰之后被捕的向忠发，就极尽丑化。实际上，向忠发并非像一般党史书中写的那样毫无气节。向贵为总书记，从远东局建立到他被捕前不久，曾不断与远东局有关人员开联席会议和讨论工作。仅1931年他被捕前半年里，已知其与远东局人员会面就有近10次之多。何况，留俄学生，曾经成为向忠发秘书的潘问友，更是直接负责向忠发与远东局代表之间的联络工作，无论如何不能说他不了解远东局的情况，更不能说他不知道远东局当时的负责人是谁，但他被捕后在供词中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远东局，也没有供出他多次接触过的远东局几个重要成员的名字。他有意含混其辞地把共产国际东方部和远东局、把米夫和牛兰搅在一起，说什么“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20]这句话亦真亦假，似是而非，粗看上去确实容易让不明真相者发生误解，以为共产国际此前在上海的负责人是米夫，他回国后就是牛兰负责，因为被关英租界捕房里的那个自称“比国人”的就是牛兰。但仔细分析一下却不然。第一，向忠发这里说的是“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是米夫，并非说米夫是远东局负责人；第二，向忠发提到有一个波兰人现在在上海负责，他也非常清楚被关在英租界的那个远东局成员叫牛兰，但他却刻意避免在“波兰人”和“牛兰”之间直接划上一个等号，不说牛兰就是那个波兰人，不说牛兰就是远东局现在的负责人。向忠发为什么如此遮遮掩掩，确实应该让人多问一个为什么。

　需要了解的是，向忠发自1931年6月22日上午被捕后，到下午才供出自己小老婆的住址，夜里才含混不清地供出中共中央机要处的所在地，以后写了一个“供词”，里面也只提供了两个并不十分重要，而且已经变更了的中共领导人的具体住址（即青年团书记秦邦宪和中央妇女部部长周秀珠两人过去的住址）。一到关键之处，或者装做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的地点、总工会、铁路工会、海员工会、团中央、济难会、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远东局成员及其组织情况等，均未交待）；或者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与远东局接头地址，均只交待街道，而不交待具体门牌号码；又如提到自己以前的秘书余昌生押在监狱，并了解许多重要机关的秘密，却有意隐瞒其人真实姓名，把余被捕时的化名李金弟写成李金生，把4月5日被捕说成是“前星期内”被捕，从而使余昌生最终得以脱险）。[21]甚至，他一句也没有提到当时已经在狱中，但尚未被国民党发现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员关向应的名字，就连因为他的交待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中共中央机要处干事张纪恩等，他也没有进一步交待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这些人均先后得以脱险。[22]考虑到这些情况，不难看出，根据向忠发的口供简单地认定那个“波兰人”就是牛兰，未必妥当的。不难判断，向忠发恰恰是因为知道国民政府已经把牛兰看成是“第三国际在沪最高机关领袖”，才有意含混其辞地把“负责”的“波兰人”同一周前发生的英租界的那件众所周知的案件联系起在一起的。

  　向忠发这样做，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了解中共大批自首人员的心理，就不难理解向忠发如此作供的动机。曾经负责过中共与共产国际通讯联络工作的中共中央重要成员黄平这样解释过他作供时的想法，他说：“我想如果打得半死，把中央和国际的代表供出来，那就后果严重了，我就供出了北京三四个接头地址，和刘少奇在上海的住处。至于中央机关，政治局开会的地点（赵云家－－即康生家，引者注），国际代表的地址，地下电台的情况－－我都只字没提”。[23]一方面怕酷刑拷打，怕被枪毙，不得不自首和交待，一方面又绞尽脑汁想提供一些让人相信却又不致造成太大破坏的情况，甚至保住一些重要机密，以此来为自己的交待找到某种合理的解释，这常常是中共多数被捕后自首的人员保持心理平衡的一种方法。向忠发的情况恐怕也不出其右。在中共作了整整三年（从1928年6月到1931年6月）的总书记，向忠发所了解的核心机密实在太多，而他所供出来的却实在太少。这也正是他很快就被枪毙的一个重要原因。纯粹以他的那有意含混不清的口供作为判断牛兰身份的依据，当然不可信。

　　说向忠发的口供含混不清，当然不是说他的口供完全是假的。他很清楚，完全提供一些假口供国民党方面也不会相信。因此，他的口供自然只能变得亦真亦假，吞吞吐吐，而在关键地方“打埋伏”。那么，向忠发在谈到远东局的问题上，除了米夫的情况以外，还有没有与事实相符的交待呢？有。那就是关于远东局负责人是个波兰人的说法。

　　确切地说，远东局这时的负责人叫任斯基（当时又译为日税斯基，或雷利斯基，Rendsky)。自1929年初远东局在上海组成之后，直到1931年8月，即牛兰被捕之后，远东局基本上都是由任斯基负责具体工作的。关于这一点，自1929年以后长期负责与远东局的联络工作的周恩来后来曾明确说明：“日税斯基－－波兰毛子，六大后到四中时在中国”。1931年，因“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影响了许多人，到八月波兰毛子要离开上海”，同时“要我们提出临时中央名单”，以便周恩来等原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尽快撤离上海（周恩来这里所说的“六大”，即指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四中”，就是指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24]由此可知，这个波兰人，即任斯基，一直在远东局工作。只不过，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派出机关，正式的代表应当是德国人罗伯特（又称埃勒斯），任斯基是远东局秘书。但罗伯特1931年2月离开了上海，米夫虽然直接参与了远东局的工作，但并没有被授予正式代表的身份。具体工作即交由任斯基负责。米夫和盖利斯4月下旬相继离开后，任斯基当然也就成了远东局的实际负责人了。而他直到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被之后，始终没有被捕过。他是在1931年9月布置完上海原有的中共中央撤退之后，才离开上海平安地返回莫斯科。因此，如果根据向忠发的口供，相信那个负责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工作的波兰人，在他之前已经被关在英国租界捕房里，显然是不正确的。

　　关于共产国际的政治代表没有入狱的情况，佐尔格其实也有过交待。他在笔录中说明，1931年远东局政治部的负责人，在1931年牛兰被捕后，因住地发生危险，乃奉命返回了莫斯科。[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