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8页。

[6]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7—77、110—112页。

[7]关于远东局在上海组成的时间，在1929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过清楚的说明。报告开篇即指出：“远东局在上海开始其工作，已经九个月了”。在1929年12月上旬说远东局已经在上海工作了9个月，这说明远东局开始在上海工作的时间应当是1929年3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9年12月10日。

[8]参见F.W.Dekin:  The Case of Richard Sorge　(New York, 1966)，中文版由聂崇厚译，即《佐尔格案件》，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此书中引用了大量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所作的笔供内容。

[9]见《佐尔格案件》（中文版），第82－83页。

[10]据李德回忆，这位军事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933年春天。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众弗雷德，以后曾参加西班牙内战，以克勒贝尔将军著称。根据法租界警务部档案记载，弗雷德到达的时间应在1933年6月15日，化名为鲁道夫·赫尔曼·柯尼希。见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版，第35页；上海档案馆藏法租界警务部政务部档案，106—1—7。

[11]共产国际档案记载，弗雷德1934年以后也受联络部领导。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19，卷宗号54。

[12] 1930年以前，照佐尔格的说法，苏军方曾派出过一个小组驻在上海，“它的任务是与中国红军联系，搜集有关情报”。“这个小组由于无法完成任务，于一九三一年离开了上海”。前引《佐尔格案件》，第77页。

[13]这个约瑟夫·华尔顿因被捕后坚持不开口说话，故有“神秘西人”之说。1937年国民党当局将其释放，经新疆返回苏联。

[14]前引《佐尔格案件》，第79—80页。

[15]转引自经盛鸿文。

[16]转见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卷，第160页。

[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1年3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210页。

[18] 〈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1年6月10日。这里所说的克兰莫和坡托歇夫斯基，其中应有一人是牛兰在党内的用名。

[19]已知刚一得知顾顺章叛变消息，周恩来就受命负责处理此案。他曾亲自指挥红队深夜潜入顾顺章家中全面搜查。参加搜查的聂荣臻在其回忆录虽然没有提到其全家被处死一事，但从当时报纸就此事的报道和法租界以谋杀罪名通缉周恩来看，中共当时确曾以此惩戒顾顺章。中共以后没有进一步下决心除掉顾顺章，估计也与顾顺章没有象预想的那样对中共造成更大的破坏这种情况有关。参见《周恩来年谱》，第210页；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上)，第127页。

[20]前引王健民书，第160页。

[21]前引王健民书，第164页。向忠发在4月7日与远东局代表的谈话中曾特别说明，余昌生被捕所造成的危险极其严重，因为余知道的秘密机关太多，为此向忠发不得不亲自布置了30多个重要机关和负责人的秘密转移工作。由此可知向忠发很清楚这些秘密机关和负责人的秘密地址。〈向忠发等与远东局谈话记录〉，1931年4月7日。

[22]参见张纪恩的回忆文章，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张特别提到，当时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员关向应也因事被捕，但未被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识破，向忠发此前与周恩来等曾多次讨论过营救关的措施，清楚地知道此事。但向被捕后却没有象顾顺章告发当时因同样情况陷于狱中的恽代英那样，将此事交待出来。可见向忠发的交待确与顾顺章的不同。

[23]黄平：《往事回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85－86页。

[24]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1，卷宗号1011。

[25]前引《佐尔格案件》，第83页。

[26]查《申报》，未见登过两个月的中共秘密文件，周恩来这里所指的，多半是《大公报》，因为《大公报》当时确曾连载过牛兰案中搜出的秘密文件。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1，卷宗号1011。

[27]前引《佐尔格案件》，第82页。

[28]1931年9月10日《大公报》公布警察从牛兰住处查出的重要文件（关于中国之部）共76件，其中有大量笔记和谈话记录，有牛兰亲笔者仅两件，其一是牛兰所记关于上海工潮的笔记，其二是他人撰写，牛兰修改的有关如何避免官厅注意和被捕后如何对付的文稿。另外，从上海档案馆所保存的有关牛兰案件的档案中，也可以看出，牛兰同时也负责与设在柏林的共产国际联络局的秘密机构保持固定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目的是通过牛兰向远东局提供活动经费。这些文件显示，1930年8至12月，上海的收款人为一个叫Wuder的人，以后换成了一个叫Schneider的人。他们收到汇来的支票后，再由牛兰将这些支票兑成现金，分成小笔款项，随时提供给远东局。他在被捕前几天写给柏林秘密机关的一封信中曾提议，以后应当通过信使将这些汇款直接入到远东局的银行帐号上，而不必再经过他。这种情况同样说明，牛兰确是一个从事秘密交通联络（包括转递秘密文件和秘密经费）工作的重要联络员。见上海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02－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