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主啊，请允许我只说该说的”
西安事变整整过去60年了，但是，有关西安事变的许多情况仍旧是迷雾一团。6年前，作为西安事变谋主的张学良，在被迫与世隔绝了50余年后终于获得了自由，于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张学良能够就西安事变说点儿什么。然而，张学良自由后就西安事变所讲到的情况，甚至还不如他40年前不自由时给蒋介石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讲的多。不过，只要稍微留意一点，就会发觉，张学良最不想讲的，就是涉及到中共的问题。
要搞清楚西安事变，不搞清楚中共在其中的作用，恐怕是不可能的。西安事变所以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由于中共中央及其红军主力来到了西北，并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新的史料证明，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半年，张学良就有过一个他从来没有提到过的与中共一起发动事变的计划。也许，象广泛传说中的那样，他已经通过他所信任的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就事变的整个经过留下了一部口述史，准备在他百年之后公布出来。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顾虑，他6年前初次开口说话时就忏诚地祷告：“主啊，请允许我只说该说的，不该说的绝对不说吧。”
但是，在事变过去了60年之后，随着各种档案资料的陆续被发掘出来，也许不必等张学良百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回答一些过去不很清楚的问题了。当然，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楚的是，张学良是怎样和中共建立秘密统战关系的。
二 张学良与共产党发生关系前的一段因缘
谈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人们通常习惯于从1936年的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谈起。但是，早在几年前，曾任全国政协西安事变编写组组长的张魁堂先生，根据保存在政协的《黎天才自述》中的说法，给我们讲了一段张学良如何通过这位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的故事。
据张魁堂先生引述黎天才的话说，还在1929年东北易帜之后不久，张学良就邀请黎天才到东北任张学良的私人秘书兼东北军讲武堂教官，以后负责机要情报工作。而黎天才也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先后推荐了做过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秘书的潘文郁和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吴汝铭做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既然黎天才等三人都曾经是共产党人，因此，张学良自然也就或多或少地对共产主义的学说有了一些兴趣。据说，自1934年起，张学良在黎天才、潘文郁和吴汝铭的帮助下，就“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潘、黎经常给他讲解”，吴更是“专办随车讲课”。他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和武昌行营主任时，家住武昌徐家棚，办公在望山门原两湖总督衙门，每天乘车前往要40多分钟，张学良常要他们随车讲课。甚至到南京开会，住在蒋介石的陵园别墅里，张也毫无顾忌地要他们给他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在时过景迁几十年之后，黎天才这一回忆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是一个多少值得怀疑的问题。完全相信黎的说法，肯定张学良曾经“认真研读马列主义”，未免太过轻率了些。不过，张学良身边用过一些前中共领导人，他敬重这些人的知识，佩服他们的才干，并以此类推，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某种研究的兴趣，这于情于理应该是说得通的。
说黎天才、潘文郁、吴汝铭等曾经是共产党人，是因为他们此前都已经被捕变节，脱离了共产党。因此，张学良与他们的接触未必可以算做是与共产党的接触。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时期中共的有关档案中，包括其在东北军的秘密党组织的报告中，都未见到黎天才等人曾经在张学良与中共的接触当中起过任何作用。唯一肯定黎天才、潘文郁与中共有过联系的，是当时曾任中共北方局特科成员的吴成方后来的一份回忆。据他说，中共北方局特科从搜集情报的角度考虑，曾经利用黎天才、潘文郁进行过一些工作，甚至通过他们推动张学良释放过一批被捕入狱的共产党人。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这或者可以算是张学良与中共发生关系的一段前缘。
三 张学良与中共人员的初次“接触”
张学良自己说，当他在武昌时，张学良过去的部下，九一八事变后揭旗抗日的前东北军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曾首先向张学良谈起联络共产党问题。张称：李当时希望返回东北召集旧部再事抗日，并提出“(1)去北满，必须经俄，其次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2)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3)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良皆同意，乃派总部秘书应德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随李出国，行至德国，未能到达目的而返，应、赵二人，仍回总部任事，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
张学良这里的回忆，不仅没有交待具体时间，并且也没有讲清楚此事与后来结交中共之间有什么联系。
张学良担任武昌行营主任的时间，是从1934年3月到1935年9月。据应德田回忆，张学良见李杜谈联络共产党问题，其实是在1935年底，而且是张“提出找共产党负责人联系的问题”。应德田这里所谈到的时间和情况，似乎比张学良自己的回忆更合乎逻辑。这是因为，在1935年9月之前，张学良仍在积极参加蒋介石的军事剿共战争，并且在10月初刚刚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任命，担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从他当时多次对部队讲“先‘剿共’后攘外”的必要性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去西北剿共还并不十分恐惧，因为在此之前东北军可以说还从没有真正和红军交过手。张学良开始感到“剿共”对东北军是一个灾难，理应是在1935年10—11月期间东北军三次严重受挫之后。
东北军的惨败分别发生在
张学良在东北军在军事上接连失利后，急于寻找共产党关系，这是事实。在张学良身边，后来也确实来过一位叫刘鼎的中共联络员。但刘到西安的时间已经是1936年3月底了，而张学良情急之际当然不会为了上海的一个刘鼎等上3个多月的时间。实际上，还在1936年1月，张学良就已经与陕北的共产党方面接上关系了。只不过，最初张学良仍旧以为中共中央应当还在上海，并没有放弃到上海去找共产党的努力。
但是，在交待张学良与陕北中共接上关系之前，还必须提到张学良所见的第一位共产党人。这个人既不是刘鼎，也不是陕北的共产党代表，而是一位手持国民政府财政部调查员公函的牧师真名叫董健吾，此前为上海中共特科成员。这时因为蒋介石秘密寻找共产党关系以便进行谈判，宋庆龄特地推荐了他。他是宋子文的同学，在上海做牧师多年有相当影响，从蒋介石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打过交道，因此很容易就被国民党人委以重任，取得了进入陕北苏区的通行证。
董健吾要进陕北苏区，必须经过张学良这道关口。因此，董一到西安就拜访了张学良，声言“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去的”。据说，“张学良吃了一惊，跳起来瞪着眼睛说：‘什么?你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枪毙么?’”
张学良就这件事回忆说：当董健吾来时，“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彼)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良云匪区危险，共匪素不讲情面，以当年在鄂招贺龙之人被杀相告。于是彼吐露系共党同路人。(良)遂以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俟其返，告良接洽经过，并同良约，迩后互通消息。”
这个王牧师后来又来过西北，他在西安带上了正好也想进入苏区的美国记者斯诺，一同进到了苏区去。因此，我们得以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看到当时这件王牧师的形象。据斯诺记述说，这位王牧师是“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外表象个富裕商人”。不过，董既没有成为陕北中共与南京国民党之间的联络人，也没有成为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搭桥人。
四 高福源帮助张学良接通共产党
在1935年底1936年初，陕北苏区的实际控制区，主要还在保安、安塞和瓦窑堡一带，周围稍大些的县镇，差不多都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之下。在这些国民党军队中，最具威胁的就要数沿着洛川、富县、甘泉和延安一线直接深入到陕北苏区中心地区的以王以哲为军长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了。红军为了准备预定中的东征山西作战，不得不首先南进，围延安、困宜川、打甘泉，并准备适时袭取六十七军军部的所在地洛川，以解除后顾之忧。
这个时候的中共中央，虽然已经决定对东北军展开统战工作，但对身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张学良，无论如何不抱任何幻想。因此，这时红军的各种宣传品中，几乎都是把张学良与蒋介石相提并论的。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使红军了解到，他们眼里那个十恶不赦的“卖国贼”张学良，竟然也处在动摇之中!
当时，由于几度与东北军交手，发现东北军战斗力较弱，红军将领多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除了象延安、宜川那样有完整城墙的县城，红军因为装备落后无力攻取外，一般进攻计划制定得相当大胆。想不到，在照计划进攻甘泉时，却受到了顽强的抵抗。
红军之敢于放手进攻甘泉，原因是甘泉城墙残破不堪，守军又只有5个连，照理不能阻挡红军。想不到，红军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数度展开进攻，凭借武器优势，硬是把红军挡在了城外。眼看强攻伤亡较大，前线总指挥彭德怀下令围而不攻，每日利用前东北军俘虏宣传喊话，动摇守军军心。这种攻心之策颇见成效，不断有持械来归的东北军士兵。鉴于守军军心已经动摇，彭德怀干脆调来被俘不久，已经归顺红军的前东北军六十七军一０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让他前往甘泉进行现身说法，劝告守军指挥官放弃甘泉，甚至实行火线起义。
高福源是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学生，后升入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颇受张学良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赏识。毕业后即在王以哲军长手下任职，直至担任六一九团团长。但高早先又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校时恰值“五四”运动之后，深受新思潮影响，因此思想上一向较为激进，被俘后自然很容易就对共产党的主张感到心悦诚服，由他来进行现身说法，确实容易收到效果。但是，让彭德怀万万想不到的是，高福源刚刚进到甘泉劝降，就通过守军电台得知，王以哲军长要他速往洛川六十七军军部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