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源前往洛川的时间是
果不其然，一周之后，即
张学良也会赞同联共抗日?彭德怀多少感到意外。但彭德怀还是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说明了这一新的重要情况。
张学良是否真有诚意，这在毛泽东看来并特别不重要。与国民党地方派系打交道多了，毛深知国民党内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还在瓦窑堡会议之后就建立反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做的报告中，他就明确讲过，国民党里有“大狗小狗饱狗饿狗”的争斗，“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不管张学良是为了保存实力或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来找中共，一旦与东北军实现全线停战，整个西北的局面就会改观，红军下一步东进山西就减少了许多后顾之忧。
因此，毛泽东得到彭德怀电报后，立即回电提出：对张学良、王以哲应提出如下条件：一、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二、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三、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求张、王意见；四、请张、王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五、立即交换密码；六、欢迎王军长与彭德怀见面，目前派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周桓去洛川，编一适当密码带去，来回最好是十天以内。
与张学良、王以哲这样高层的国民党军事将领打交道，必须派经验丰富的交际里手，因此，人选问题颇费周折。毛泽东反复考虑，又接连提出了伍修权、叶剑英、肖劲光等人选，但彭德怀都认为不适宜。此时，恰逢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来到甘泉附近的方面军司令部，彭德怀当即提议“改派李克农随高福源去洛川”。由此，引出了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洛川谈判的重要一幕。
五 张学良对中共代表表示希望红军赴绥远抗日
第二天，即18日，张学良打来电报，请王以哲转告李克农，他将于明后日亲到洛川与李克农晤谈。李克农立即通过王以哲的电台，将这个消息通报给了中共中央。
鉴于两军正式接触已经开始，为促使谈判成功，毛泽东于20日明确指示彭德怀解除对甘泉包围，并要彭德怀迅速将这一消息通知李克农，以便转知张学良与王以哲，显示红军的诚意。彭德怀当即下令为甘泉解围，同时于当晚用电报通知了王以哲，说明甘泉之围已解，并且正动员群众为城内守军运送所急需之柴草。
就在这一天晚上，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洛川，秘密与李克农面谈。不过，关于这次会晤的情况，张学良后来在《忏悔录》中的说法与当时的文字记录多有不合。张说：正当剿共失利，思想动摇之际，“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记及昔年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为共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
张学良在这里所说的左文襄公，是晚清陕甘总督左宗棠。所谓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事，是指1870年左宗棠重兵围攻甘肃反清回民武装马化龙部于金积堡，不战而降马化龙的事。至于张学良在这里所说的李克农“所提之请”“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一句，说的是中共决心“重受蒋公领导”，“取消红军名称”，“接受点编集训”等等。
不难看出，《忏悔录》中所说的情况，与事实相差甚远。李克农来洛川见张、王，明明是张学良方面的主动，如何就变成了李克农自行前来，王以哲“请良亲为接见”?李克农当时受彭德怀派遣来洛，张要见中共高级领导人，也只能是邀会彭德怀，如何会“促其首领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要知道，不要说张学良这时不了解中共领袖是些什么人，就是了解，周恩来这时也与此事完全没有关连，如何会想到请周来见?
同样，说张这时想当左宗棠，不战而降红军，也不合情理。试想，当年左宗棠能够收抚马化龙，口舌之利固然有用，但若无清兵在军事上的强大优势，马化龙又如何会轻易归降?而连遭红军挫败的张学良，这时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可利用呢?毛泽东一个月前写信给杨虎城时曾清楚地表示过对这位败军之将的轻视，信称：“敝军初到陕西，未遑宁处，聊一还击，即得枪四千余枝，俘虏五千余人，董英斌(即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引者注)星夜逃还合水，敝人等近日函董谓，此仅对卖国将军(指张学良—引者注)略施警告，劝其及早改图反蒋抗日，警告之不听，则其后患不堪设想。”连遭败绩，被动已极，深恐再与红军作战的张学良，这时又如何会指望做左宗棠?
更为荒谬的是，说什么李克农来洛川表示红军准备取消名称，接受蒋介石领导。从前引毛泽东给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示和毛给杨虎城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痛打了东北军之后，中共中央估计张学良主动求和是为了保存实力，因此，毛泽东要求李克农乘势去谈“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劝其及早改图反蒋抗日”。如果说李克农未必能够坚持以“抗日讨蒋”为谈判前提，但至少也不会擅作主张，反过来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收编红军吧?
张学良的《忏悔录》写于那个不自由的时代，难免有诸多难言和讳言之处，再加上有人捉刀代笔，其中有不合事实的地方自然可以想象。
那么，李克农与张学良究竟谈了些什么呢?
20日晚，李克农给中共中央发去一封电报，具体说明了谈判的情况。电报称：与张学良谈了三个小时，据张学良说，国民党内同情于国防政府者颇不乏人。如中共果能站在诚意方面，张愿为此奔走。他准备赴甘肃、南京为此进行斡旋，约期两周，如有成绩，则拟约彭德怀在延安或洛川见面，并可另外再约几位中共领导人同来谈话。但目前为保守秘密及自身环境起见，他表面仍须采取消极态度。至于东北军和红军两部，目前应各就原防以作疆界，但同意在可能范围内恢复双方区域之经济通商。
当然，在与张学良和王以哲的谈话过程中，李克农明显地感觉到张学良较“滑头”，而王以哲较“诚恳”。因为，中共中央再三强调要拉东北军加入“抗日反蒋”，谈判过程中毛泽东还有电报给彭德怀，要彭告诉李克农，谈判关键在“抗日反蒋”，只要张学良同意“抗日反蒋”，其他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因此，李克农几度提“抗日反蒋”的问题，但只有王以哲对此私下表示同情，言谈话语之间流露出对蒋介石相当不满，张学良在这一点上却表示异议。他一方面赞同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大谈国民党中许多人都同意停止内战和组织国防政府，以便尽快对日开战，甚至阎锡山也与他谈论过同样的想法，他愿意为此出面活动，并表示，如果活动成功，两周之内他就可以邀集阎锡山等共同与中共领袖讨论合作的问题。但在另一方面，张学良这时明确表示对蒋介石还有好感，不赞成中共的“抗日反蒋”方针，希望红军能够北出宁夏，到绥远背靠外蒙发动抗日。
六 彭德怀怀疑“张企图以抗日而不反蒋的口吻来和缓我军”
21日，李克农返回红军一方面军司令部，进一步向彭德怀详细汇报了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的情况。从毛泽东几度强调争取张学良参加“抗日反蒋”的情况，可以看出，毛对与张学良的谈判，是寄予了较高的期望的。李克农的谈判所得，与毛泽东的期望显然有相当大的距离。难怪彭德怀在听了李克农的汇报后并不满意。他当晚即打电报给毛泽东说，张学良找红军谈判，看来仍旧是军阀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表现。张多半只是在红军的威胁下，在蒋介石一时抽不出很大的力量来援助他的情况下，“企图以抗日不反蒋的口吻来和缓我军”，这种现象，“仍是各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反映”。特别是张学良在会谈中提出，红军应当北出宁夏到绥远去背靠外蒙，发动抗日，这在彭德怀看来，分明是“企图我军脱离陕北入宁绥依外蒙求得甘陕地盘完整，导火日苏战争”。这说明，“英美日在中国矛盾更加尖锐，蒋、张以英美为背景，联合反动各派，以新的欺骗缓和革命”。
张学良的地位，他的“不抵抗将军”的形象，以及与蒋介石的关系，都使这时实际负责对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彭德怀一时对他很难相信。但对王以哲就不同了。听了李克农的介绍，又看了李带来的王以哲给彭德怀的表示诚意的手书，彭德怀相信“王对抗日态度诚恳”，只是较“软弱”一些，因此开始积极地对王开展统战工作。
在李克农回到司令部的第二天，即23日，彭德怀就致电王以哲，说明日本进攻甚急，为集合全国之力，统一抗日战线，不仅“请我兄从各方面鼎力干旋，以期迅速实现”“集合全国之力，统一抗日战线”的目标，而且“为求得各种问题更进一步了解，深望与兄在延安一晤”。彭德怀显然不了解，王以哲只是尊命行事而已，没有张学良的批准，他是绝不会与中共直接发生关系的。因此，王以哲收到彭德怀电报后，立即转发西安张学良，同时电告彭德怀，来电已转张先生，至晤面事，容定期再闻。事实上，张学良是不会允许自己的部下在这种事上越俎代庖的，张学良既然已经决定外出活动，与彭德怀见面的事当然也就做不成。
但彭德怀不明就里，还是一再致电王以哲，希望早日见面。他在26日的电报里强调说，为秘密迅速完成抗日准备，对于抗日军饷、弹药及技术兵种的筹备，抗日兵力在西北的集中，抗日根据地的确立，国防政府的成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组织等大计，均须与张总司令及兄等早日见面。否则，日本帝国主义将阻碍或破坏吾人抗日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