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已过百岁的张学良还常常大谈西安事变，人们通常都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蒋介石杀了杨虎城，却没有杀掉张学良？如果我们注意到蒋50年代初讲过的话，即「他还不悔过？他是国家的罪人，国家到今天都是他弄的，他早该死了，多少人要杀他他知道不？」[1]应该不难了解蒋内心中对张学良痛恨到何种程度。联想到杨虎城一家大小统统杀，而张不仅活了下来，如今还以见证人的身份大讲西安事变，也实在是个奇迹。

人们常说，无毒不丈夫。那意思是说，凡要想成为大政治家，就必须能够做到六亲不认。以此为标准，蒋介石之不能成大业，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他照样也会为“情”字所累。过去只知道，蒋一向对亲情抹不开情面，比如对夫人宋美龄以及对姻亲之宋家、孔家；有时亦常常会对自己的学生抹不开情面，比如对那些始终效忠于他的黄埔学生，包括那些曾经动摇过的学生。如今却发觉他对友情也有些抹不开情面，比如对张学良。只因张在国家统一及平定内乱等问题上帮过他的忙，两个人换过帖子，于是蒋介石明明知道张学良有“通共”的事实也视而不见，直至酿成西安事变也未见其能完全抛弃旧情。

蒋介石把张“通共”情报束之高阁

还在1936年1月，张学良就已经在陕北六十七军军部所在地洛川秘密会见了中共情报机关的负责人李克农。从那时起，张学良就与陕北的中共中央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目前已知保存在北京中共中央档案馆里双方通过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红一方面军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的来往电报，就有十几份。而李克农更是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指令，来往于洛川和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之间三次之多。正是由于有了这种频繁的接洽，双方开始有了互信。进而也就有了4月9日夜与5月12日夜间张学良与周恩来两次延安秘密会谈。事实上，从5月以后，张学良已经与中共秘密结盟了。

堂堂西北剿总代总司令，频繁往来于西安与洛川之间，甚至两度深入处于红军威胁之下的延安城，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会谈，竟然能够瞒过蒋介石的耳目，这多少有点令人匪夷所思。这个时候，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以政训人员名义监督东北军将领的南京方面的耳目早已深入东北军中，张学良再小心，一次次的会谈，接连不断的人员来往和电报往还，终究要露出马脚。何况，中共还有专门代表和联络人员常驻洛川或西安，要想完全对南京保密，实不可能。而颇为奇怪的是，一直到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对张学良都很少怀疑。是蒋真的不了解张学良暗中“通共”的行为吗？

就国民党而言，凡有“通共”行为者，一经发现，通常处罚极严，罪可杀头。不过，这也只是针对一般人员来说的，对一些地方长官或高级将领则经常是网开一面。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的国民党军队相当部分还是由各地军阀武装改编拼凑来的，蒋介石对多数地方军阀缺少有效的管辖权，不得不较多地依靠笼络地方军阀才能在形式上将其军队归入自己麾下。因此，即使发现一些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被迫暗中与中共有过交涉甚或妥协，蒋往往也只是旁敲侧击，不好过于认真。而对于张学良，蒋的态度就更特殊一些了。因为自从张学良易帜以来，蒋介石借助于张处颇多，张学良对蒋一向也十分敬服，双方私交较好。正是这种情况，使蒋在发现张学良有“通共”嫌疑后难下决断，甚至干脆就不大相信。

过去长期以为蒋对张暗通中共的情况并不了解。台北大溪档案（即蒋中正档案）公开后，人们才发觉，原来早在张学良与李克农第二次洛川会谈之后蒋就已经得到消息了。据大溪档案所存当年戴笠上报蒋介石的一份报告记载，还在3月5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再度秘密会谈的当天，驻洛川的六十七军副官处副官、复兴社分子刘宗汉就将李克农来洛情况及达成的协议内容密报了戴笠。报告除对张学良两次见李的情况似不大了解之外，其他内容十分详尽，对照相关的中共档案，可知所说十分准确。内称：“现在陕北之匪已大部窜山西中阳、石楼、湿（县）等县，张学良氏有与匪合作消息。1、六十七军前三日曾接匪电令购大批书报。2、匪中央曾派来伪外交部部长李克农来洛川与王军长协立多项口头协定，宗汉窃视伪李部长发与匪中央之电，内云‘略有协定，彼此不相攻打，采买给养可随意，但我军（匪自称）可着便服，以掩外人耳目。大体须俟张来后，始决定’等语。3、该伪部长李克农于本（五）日回伪中央部，携去大批文电与地图。4、此次匪与张部之接近谈判，系壹零柒师陆壹玖团被俘团长高福源所为。5、李匪皖人，目力不佳，谈锋极健，对外界活动力颇强，常有函致沪平两地学校，其来洛川已三次矣。6、现六十七军一般人对剿匪颇黯淡，处处表示一种反领袖与中央之意态。”[2]

戴笠得此报告“除急电饬西北工作人员严密侦查，随时报告外”，马上向蒋做了报告。戴的报告同时还“附呈六十七军张贴之赤匪宣传品一纸”，内容是“铅印新闻纸单面《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洛川军部附近公开张贴“八一宣言”，亦可见当时红军对东北军工作之深入。然而，对如此重要的情报，蒋介石竟不予重视，报告原件未做任何批复即被存档了事。

张学良对蒋百依百顺长于演戏

    有关张学良秘密与中共会面之事，这时已不只是被东北军内部复兴社分子侦知，阎锡山也早就得到了消息。3月29日，即红军东征山西一个多月之后，据徐永昌当天日记记载：“晚八时张汗卿来电云拟助晋剿匪，如以来晋为妥者，可否上风陵渡过河云云。阎先生大怒，以为必无好意，且悔恨运城之部不该北调。（赵）星如谓共匪渡河决为张主使。阎先生亦言曾闻之郭增恺（杨虎臣亲信），张汗卿去冬某日在陕北与毛彭约晤等等，举室惶扰。”[3]所谓张与毛彭约晤，自然不是事实，但阎锡山在这里所讲的“去冬”指的是阴历，1936年阴历年为1月24日，估计阎锡山这里所提到的其实应当是张学良与李克农1月20日第一次在陕北洛川的会谈，只是中间人大概也是听闻，不清楚中共方面来的什么人罢了。但杨虎城的人既然都已经探得消息，并广为传播，可知张学良暗通中共的情况在当时就不是什么秘密。

    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而暗中与红军妥协，对此无论蒋介石，还是阎锡山都是见惯不惊。蒋对张学良，就更是睁一眼闭一眼，装作不知。一切只以军令行之，并且还要靠晓以道理。如红军东征受挫，正迅速回撤陕北，开始回渡黄河之际，眼见张学良按兵不动，蒋之批评也重在苦口婆心。电谓：“兄与虎城犹互相推诿，彼此观望，不敢前进，未知革命究为何事，国家养兵之多，人民痛苦之深，而对区区残匪保持实力不敢前进，吾人何以为人表率。以理论之，东北军在陕省多过杨部数倍，而杨军之力有限，如责其能保持宜川及其以南地区，于心已足，再欲其前进，不但其心不愿，而对此计划与命令必不诚服也。中以为延长延川任务只有东北军独立负责收复，表示不推诿、不避难之革命精神，否则不但陕省军事无了期，而国亦必亡。何以示众，何以对人言，念陕省匪情与军事不禁心裂矣。兹再展半月之期限，兄负责收复延长延川勿得再误。”[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