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所有的资料看，发动西安事变的最初提议无疑是张学良自己在1936年4月底对刘鼎谈话中提出来的。但张学良当时所考虑的事变是一种什么形式，并无明确的说明。其具体提到反蒋的方式，仅仅表述为“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干就彻底干”。这里的“硬干”、“彻底干”，“打一架”，多半是政变的意思，就是要公开结盟红军，与蒋分裂和准备着与南京进行公开的军事对抗。⑴具体怎么实现这个分裂与对抗，张似乎没有提到过。或者可以认为，在那个时候，张学良还没有后来在西安扣蒋的想法。

  　目前所见到关于张学良早有扣蒋预谋的说法，多半来自张魁堂先生如下的转述。根据他转述的当年做过张学良赴新疆与苏联联络代表的栗又文的回忆，说是1936年8月间，即张派栗赴新疆之前，栗曾问过张学良：“蒋介石不赞成抗日怎么办?”张说：“我可以劝”。栗说：“你劝他不听呢?”张回说：“再劝”。栗又问：“他还不听呢?”张一拍大腿说：“除非他不到我部队中来!”⑵言外之意，还在1936年8月，张学良就已经考虑过乘蒋介石来西安时捉蒋的问题了。张转述的另一则资料据说是《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据张转述说，该书稿肯定地讲，叶在离开西安之际，张学良曾对他谈过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张说：“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按：法文Coup dEtat即政变的音译)。”反而是当时叶剑英对此感到不妥并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来电劝告张对此事要慎重。⑶

  　但这两种说法似乎都缺少根据。以栗又文回忆而论，8月间张学良虽处在与中共实施“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的过程之中，却因发现蒋介石有联俄企图而备感不安，心情矛盾，甚至连中共中央派来与其商谈行动计划的潘汉年都不想见，直到8月底发现蒋手下的特务对其有所动作，一怒之下抄了省党部，其态度才逐渐明朗起来，说8月间张学良已有很明确的预谋，多少有些不合逻辑。至于《叶剑英传》(未刊稿)中的说法，因未见原稿，无从判断，但正式出版的《叶剑英传》，显然没有提到这件事。且从已出版的《叶剑英传》的内容看，可知即使是叶本人的回忆，因年代久远，也未必准确。如《叶》书根据叶剑英自己的回忆，认定叶剑英8月底9月初与潘汉年等一道由保安出发前往西安，12月3日还在西安与中共中央通报，4日蒋介石到西安后才“返回延安”，显然与事实不符。当时的文献清楚地显示，叶剑英实际上是9月24日动身前往西安，11月5日即由西安返回陕北，18日以后已陆续有电报给西安，蒋到西安时他又如何会在西安呢?⑷况且，自张书提出此一说法之后，无论如何查找，迄今无人能够举出那份所谓中共中央劝张要“慎重”的电报。

  能否从文献的角度来查证事变前张有考虑扣蒋的可能呢?无论如何，采取西安事变的方式不可能是灵机一动的结果。作为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与杨虎城不可能事先毫无考虑。张学良自己对此也有过明确的说法，肯定还在1936年10月底，即张学良在西安和洛阳劝蒋和共不成之后，他和杨虎城就谈到过捉蒋的问题。只不过，张学良解释说：

　　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虎城）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候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⑸　

  　张学良的这个说法，可以通过当时留下的文献在某种程度得到证实。只不过，时间比张学良回忆中所说的要早几天，即是在蒋介石来西安之际，而不是在张学良从洛阳回来以后。

  蒋介石来西安的时间是10月22日，走的时间是29日。其间由张学良等陪同在华山住了几天。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当天，正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曾有电报报告张学良劝蒋和共结果及西安各方对蒋此行的看法。电报称：

　　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杨于也毅(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话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主驻蒋说。⑹

  在这封电报里，错发错译之字较多，但主要内容还是比较清楚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说明杨虎城见蒋后有所不满，“有主驻蒋说”一句。“驻”是停、留的意思，本身虽无主动成份，但用在役使结构上，很容易看出他有某种强迫的意味。有的学者干脆认为“驻蒋”其实就是“捉蒋”的谐音，大致也是说得通的。它证明，在10月底，张、杨已经谈到了用 “捉”蒋的方式发动政变的问题了。至于说张回忆自己对此全不以为然，“闻之愕然，沉默不语”，恐怕不合情理。试想，如果张学良此时对蒋没有较为激烈的表示，依着久于世故的杨虎城那一向极端小心谨慎的个性，他又如何会毫无顾忌地提出这般激烈的建议?其实，这时叶剑英等也有电报说明张的态度正日趋激烈，而整个西安的空气，包括杨虎城的态度，多半都是“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而引起。况且，对于杨虎城的这一说法，张学良当时即告诉叶剑英，而未加任何评论。由此可以想见，说张当场“闻之愕然，沉默未语”，进而明确拒绝，声称“在余有不能之者”云云，恐怕未必完全属实。⑺

  　不过，能不能说，张学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在密谋诱蒋而捉之了呢?事情恐怕也不是这样简单。

 　 11月12日，张学良秘密召集东北军抗日同志会成员开会，在会上，他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声称，他的主张是：第一、抗日；第二、联合各党派。抗日同志会是张学良自己为建立东北军内部领导核心，实现其深刻改造东北军而组织起来的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人数不多，主席即张学良，以下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基本上都是思想激进，并深得张学良信任的少壮派军官。这些军官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早就不满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对张学良此前的妥协态度也动辄直言批评，毫不客气。蒋介石10月在西安关于“匪不剿完，绝不抗日”的讲话，以及不听张学良等劝告的情况，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少壮军官，其情绪及其主张一时间变得异常激烈。这种激烈态度中，毫无疑问地也包含有要对蒋采取激烈行动的意见。如苗剑秋就公开煽动应当效法日本少壮派军官，给顽固不化的蒋介石也来一个“二二六”事变。张学良为此不得不专门召集同志会大会，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表明自己的决心，暂时平息军官们的愤怒，但在另一方面，张这样做也是力图劝告他们暂时“勿公开与南京挑战”，以免落人把柄，影响大局。

  　11月5日，叶剑英离开西安返回陕北保安，张学良曾有亲笔函件转致中共中央，不仅询问中共下一步行动计划，而且特别对中共接取苏联援助的情况，以及苏联对援助西北抗日军队的态度表示关切。此中含意如何也许不难了解，看起来张学良鉴于劝蒋无效，杨虎城乃至同志会中人又一致主张激烈，他已经不能不考虑向蒋介石做最后之抗争了。问题是，万一自己与蒋翻脸，苏联能否给予他所需要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