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严格地说，张学良这个时候似乎还没有准备好与蒋对抗的条件。这也是他下不了决心究竟应当走哪一步的关键。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1月中旬他对毛泽东来电的答复中看得很清楚。当时因红军宁夏战役失利⑻，红军主力被中央军围攻于甘北一隅之地，形势危殆，毛泽东专门来电询问张学良有无办法停止蒋介石的进攻。张学良就此考虑再三，却丝毫也没有想到发动西安事变的问题。他提出的方法仍旧是纯粹防御性的。据他告诉刘鼎说：对蒋介石破坏红军宁夏战役计划，他尚无好的办法。他考虑到的出路有三：第一为出神木。第二为直趋绥远。第三为经过去红二十五军老路，出河南绕陕南，再兜圈子回陕北。直到11月25日，他仍旧无法决定行动计划，以致不能要求中共中央“早决大计”，以免军事形势更形恶化，因为他作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又有蒋介石本人的严厉督促和蒋手下人在旁监督，实在没有办法总是延缓对红军的进攻了。

  　张学良何时开始决心采取主动的呢?从文献上看，应该是11月底了。当时，蒋介石正一面督促西北剿共，一面积极策划绥远抗战，张得知消息后乘机直接上书蒋介石，强烈提出调东北军前往绥远参加抗战的要求，希望以此来根本延缓西北的内战，满足东北军抗日的要求，同时便利接通苏联和外蒙，取得援助，蒋当然不会允许负有西北剿共主要责任的张学良和东北军此时北调。故而正如张学良在其回忆中所说的那样，他的抗战要求再次落了空，心中再种“恶缘”，“忿怒不已”。⑼恰在这时，张学良又得知蒋介石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等七人，宣布查封各种反对剿共和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的救亡报刊。此举更进一步反映出蒋介石对国内各界抗日要求的敌视态度，张学良对此焦心如焚。

  　时至于此，张学良确实不能不下决心采取行动了。只是，直至11月30日为止，张学良显然仍旧没有确定事变的方式和最后行动的时间表，还想向蒋进最后的诤言，也许当面恳求乃至以要挟会迫使蒋改变态度也说不定，因此，他准备着在一两个月之内最终解决问题。据刘鼎这一天来电称：对于中共方面强烈要求王以哲所率部队停止继续推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尽量使军队停止下来，只是又强调不能长期停顿，还请红军尽速设法。但同时张学良又表示，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 何谓“西北之联军”?这是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延安会谈后，双方秘密商定的以抗日反蒋为内容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的一部分，其意在于在西北抗日国防政府的旗帜下，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在军事上统一起来。实际上，“西北大联合计划”本身就是一个事变计划。而最初提议进行这种事变的则是张学良自己。这个计划由于后来中共方面改行“逼蒋”和“联蒋”抗日方针一度放弃了。这时张再提“西北联军”问题，恐怕只能有两种可能性，其一，如果蒋最终同意了调东北军赴绥远抗战的要求，则他可以帮助红军出绥远接通外蒙接取苏联援助，实现东北军与红军之联合；其二，如果蒋坚持不同意调东北军去绥远，届时他将不得不准备公开与红军结盟，与蒋对抗。不过，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电之前面半段话的意思仍是如前此一样地告诉中共，因命令所关，变动困难，处于被动地位的东北军长时间不进兵是不可能的，即是说，剿共战争一时还无法因他张学良的努力而长时间停止。⑽考虑到这时距蒋介石来西安，只有4天时间，距西安事变也不过12天时间，而张学良还在劝告红军再坚持一两个月，他才有可能与红军公开结盟，至少不能认为张学良这时已经有了明确具体的行动计划，他多半只是相信，无论向蒋摊牌成功与否，至迟一两个月内都可以见分晓了。因此，在赴洛阳请战取得结果之前，他还不能清楚地向中共中央说明他什么时候才有可能能采取公开与红军结盟。

  　相信“张、杨早蓄劫持的阴谋”的学者，认为张学良此时前往洛阳就是以骗蒋去西安为目的。李云汉即明确肯定：“张学良于十二月二日前往洛阳晋谒蒋委员长，声称西安将有变乱，情势已迫不及待，请求蒋公亲临抚慰”，蒋对此深信不疑，因而再赴西安。张魁堂虽然没有明确谈到张学良预谋的问题，但他在肯定张10月即对叶剑英谈到政变意图之后，无疑也相信蒋介石12月到西安来是张有意激将的结果。他绘声绘色地描述说：当张学良去洛阳向蒋请战时，对蒋的政策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蒋听了张学良的批评后，勃然色变，厉声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张学良回答说：“东北军的士气，打日本可以，打内战，难；除非蒋委员长去训训话，安慰和鼓励他们”。蒋介石听后即对张学良说：“我可以去临潼每天请一桌客，借此机会轮流和东北军将领谈”。(11)

 　　张学良是12月2日单人单机飞往洛阳见蒋的。姑且不论张此行是否真的抱着赚蒋来西安的目的，仅以11月30日张尚无立即发动事变的计划，还在让红军自己想办法牵延一两个月时间，说仅仅两天之后张就立改初衷，迫不及待地要诱蒋而擒之，多少有些不合情理。事实上，根据刘鼎这时的报告，张此次赴洛阳面蒋，仍是为了当面陈述其11月27日请求援绥的理由，并无请蒋来陕之意。而且，李云汉及张魁堂先生这里均没有举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史料来证明他们的说法是可靠的。(12)

 　张学良12月2日赴洛阳多半并无诱蒋来西安意图的情况，也可以从其他的一些史实中看出来。

  　就在张学良赴洛阳的前一天，即12月1日，他得到毛泽东11月30日电，毛告诉他，叶剑英一周后将再来西安与他共同商量两军行动“新步骤”。显然，如果张学良此时有计划赚蒋来西安生擒之，他没有理由不复电要求叶尽快回来。可是，他明知叶计划在一周之后才从保安动身，到达西安很可能要到12月中旬之后，却并不介意，仅复电表示“雨苍（即叶剑英）兄来甚欢迎”而已。从后来临近发动事变前夕张学良急电要叶剑英火速前来商量政变行动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断，如果他这时已有诱蒋来陕发动事变的具体打算，他是不会对叶的行期毫不介意的。

  　同样，12月2日，即张临上飞机前，他还曾叮嘱刘鼎电告中共中央赴洛意图，同时要刘将蒋介石新的“剿共”部署报告陕北，声称12月10日国民党军队各部将全部按新计划部署完毕。张学良提请中共方面“立即准备作战”。此电亦说明张学良这时仍估计12月中旬以后包括东北军在内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围攻还不会停止下来。换言之，张此时尚不存在立即对蒋采取行动，使进攻迅速停止下来的明确打算。

  　综上所述，在蒋介石12月初到西安来之前，张学良多半还没有就何时行动和如何行动作好准备，因此，恐怕不能说张是有预谋有计划地把蒋骗来西安生擒的。当然，考虑到此前张早有反蒋意图，和10月下旬以来西北反蒋气氛激烈，已议及应对蒋采取行动等情况，恐怕也应当承认，在蒋介石来西安之前，张也已经决定了一张最终解决问题的大致的时间表，至于具体的行动方式，则未必完全考虑妥当。换言之，蒋的突然来陕，是事变发生时间和形式的一个直接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