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二十年代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它伤害了很多人，包括一些很有才华的、已经很有名气的共产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所发生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大揭发、大批判、大检举、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几乎可以被视做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一个缩影。然而，它更多的却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

时至今日，知道这件事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因为，它当年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俄国，发生在留学莫斯科的近千名中国学生的中间。我们今天重新提起它，不仅仅是因为它同样造成了严重的政治伤害，同样在中共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沉重阴影，而是因为我们过去对这一事件的了解，差不多都是来自于当年少数亲历人支零破碎、心态各异的回忆，因此我们关于这一事件的知识，始终也只能是道听途说、影影绰绰，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如今，当我们有机会进入前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逐件查阅俄国人保存下来的有关这一事件的大量文献档案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弄清楚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派别缘起

  “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发生，严格说来并不是偶然的，它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中国留苏学生中间的某种派别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搞清楚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发生的经过，不了解或者忽略中国学生内部之间早期矛盾冲突和派别分歧不谈，是不可能的。

　　中国学生中间的矛盾是怎样形成的，最初的派别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这还要从中共旅莫支部的问题说起。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以前，中国的留苏学生人数有限，最初都是由中共早期组织从国内派送来的，他们集中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里学习。至1922年12月，中共旅莫学生中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总共只有十一人。至次年4月中国旅欧的学生转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后，党员才增加到二十三人。4月28日，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正式组织了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它从一开始就自行管理，独立于联共（布）党之外，直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行事。第一任书记是由国内派去的中共党员罗亦农，至1925年1月罗奉调回国，王一飞接任，仅数月也奉调回国。自1925年6月起，旅莫支部改由从欧洲来的袁庆云、刘伯坚等人负责。

　　从现有的关于中共旅莫支部的各种资料看来，在1925年上半年以前，中共旅莫支部的工作和存在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引人注目的问题。只是就这个旅莫支部的合法性问题上，俄国人和中共之间开始出现了一些分歧。据旅莫支部这时给中共中央的信说：“大学俄国共产党支部委员会决定解散中国学生中早已成立的组织，代之以依照俄国党的原则建立的新的组织。而我们认为，这种组织结构不利于今后进行我们自己的工作与相互的合作，我们请求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东方部就此提出异议”。在接到这封信后，陈独秀当即写信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表示支持旅莫支部的意见。信称：“我们不了解他们那里组织结构的详细情况，但是，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要为学生开设特别的课程，要研究许多中国的特殊问题，新到的学生不懂外俄语等)，我们认为，中国学生需要有特殊的、本民族的组织，这个组织应该在俄共大学党支部的监督和领导之下，在中国学生中进行工作”。陈独秀的信发生了一些作用，旅莫支部被暂时保留下来了。但是，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矛盾也可以由此看出一些端倪。

    自1925年下半年起，情况开始有些不同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其一，自1924年下半年到1925年上半年，国内来东方大学学习的党员干部日渐其多，而旅莫支部的负责人却换成了清一色的原旅欧支部的领导人，这些人大部分还是当年同赴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的四川同乡。紧接着，1925年底苏联政府为中国革命开办的中山大学（即孙逸仙大学）正式宣告成立，同时东方大学中国班也开始招收一年级班，总计约数百名学生陆续到达莫斯科，国内来的学生更占绝对多数，其中甚至有相当一批党龄较长，资历较深的中共党的干部，包括中共中央指定带队来莫的俞秀松、董亦湘等人。但是，旅莫支部却没有考虑在新组建的中山大学旅莫支部中发挥这些来自国内的老干部的作用，而是指定同一时间由欧洲转来的原旅欧支部书记任卓宣[1]担任中山大学旅莫支部的组建工作。这个任卓宣同样不依靠来自国内的干部，由他选定的中山大学首届旅莫支部的其他几名负责人，也是他前此在旅欧支部中的亲密同事。这种作法，不可避免地在人数较多的国内来的学生与人数较少的从欧洲转来的学生之间，造成了某种人为的隔阂。其二，1925年底，旅莫支部由于相信大批国内来俄留学者成份复杂、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涣散、个人主义倾向严重[2]，根据中共中央必须把留莫学生培养成坚定的革命战士的有关指示，拟定了一个《关于训练工作具体的方针》，明确规定：

  “打破家庭乡土民族观念—无产阶级没有家庭地方国家的限制”。

　“消灭感情的结合—感情上的结合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结合－我们的感情是党的利益上的”。

　“除努力研究外还应注意俄文—绝对不要存先学俄文后研主义的错误观点”。

  “始终要绝对的维持团体在行动上的一致”。

  “有意见应发表—隐藏意见不发表即是站在团体以外反革命的动机”。

  “每次写信不要忘了宣传—宣传是每个共产党人最小限度的义务”。

  “对外态度和行动要十分谨慎—泄露团体的秘密即是敌人的侦探的行为”。

　“我们的生活和意志不要处在个人主义和个人意志的地位－－在团体生活意志之下，我们的     生活和意志要绝对的团体化群众化，绝对无个人生活和个人自由意志之可言”。

  “要严格的批评同志错误，要虚心接受同志的批评—怕批评或不接受批评和不批评同志都非共产党员态度。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要以互相监督的关系(共产党员互相的关系即互相监督)批评同志监督同志—批评是达到培养我们成为铁一般的共产党党员的手段”。

　　根据这种颇有些极端的“训练”计划，东大和中大的旅莫支部坚持在中共党员和团员学生中贯彻思想改造的原则，强化党内批评制度，甚至鼓励相互之间的揭发批判和打“小报告”。这种作法，更引起过去几乎从未过过集体生活的相当部分青年学生的不满。反对旅莫支部的情绪和斗争很快表面化，在几次支部大会上，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卢贻松等公开与任卓宣等语言冲撞，一些中国学生更是接二连三地致书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要求对旅莫支部进行批评。终于

，俄国人有了充分的理由，很快出面将这个独异于它的领导之外的中共旅莫支部解散了。

　　确切地说，在大批国内学生来到莫斯科之后，由中共旅莫支部进行管理的时间并不长。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中国班一年级到1921年12月底才正式开学，大批中国学生也只是在此之后才开始接受中共旅莫支部的管理，而中共旅莫支部在四个月之后，就因学生反映强烈和它的指导方针与学校相左，被苏共中央明令解散，任卓宣、袁庆云、刘伯坚等也很快回国工作了。因此，一般中国学生与旅莫支部相处的时间，只有这短短的几个月。但旅莫支部的解散，并没有使中国学生中间的意见分歧就此消失。恰恰相反，由于按照苏共组织原则新组织起来，并隶属于苏共区党委的新的校总支部委员会，仍旧主要由前旅欧支部的负责人控制着，无论在东大，还是在中大，学生中间的意见分歧仍没有根本解决。渐渐地，中国学生中间日益开始分裂出两个派别。一派人过去同情旅莫支部的作法，现在拥护新的总支部委员会；一派人反对过去的旅莫支部，现在同样对新的总支部委员会表示不满。只不过，在整个1926年乃至1927年春，中山大学里虽然存在着明显的派别性质的意见分歧，但这种分歧尚未形成系统，派别界限也不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