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夫和向忠发之所以能够迅速得出这样的结论，毫无疑问是根据格伯乌的调查结果。3月24日，格伯乌第五部负责调查此一事件的米利斯就将近两个月的调查提出了一个书面的结论。内称，“江浙同乡会”查实者至少有二十二个人，其首领是俞秀松、周达明和蒋经国等。该组织有集中的指导，如中央委员会等，经常开代表会议，各个学校中都有他们的人组织的支部。其目的是要夺取在苏联境内的中国学生的指导权，帮助中共机会主义领袖陈独秀、谭平山等。并称它已经与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国民党右派发生了关系。按照米利斯的建议，这二十二个人（二十个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在海参崴）都应当马上逮捕。但此一结论报到格伯乌总部后，未得批准，主张继续调查进而报苏共中央提请解决。
一周之后，当米夫专门请米利斯前来共产国际东方部向共产国际有关部门和中共代表团报告调查结果时，米利斯的报告又有变化。他宣布，根据他们目前掌握的情报，至少有一百十一至一百三十个中国学生参予了江浙同乡会的活动，而他们搜集到的各种材料也已经有一百三十份之多。而当向忠发索要这些人员的名单时，米利斯却一口回绝了，声称这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多数人只是教育问题。最后，米利斯只提供了据说是证据确凿的八个首要份子的名单。这就是：
1、蒋经国(中央总书记)
2、朱务善
3、朱代杰
4、卢贻松
5、刘仁寿
6、黄仲美
7、周 策
8、陈启科
“如何蒋经国做首领呢?”根据向忠发后来的解释就是：“这个小孩子比较聪明，理论比较好些，经济由其母亲名义供给了七次之多”。
显而易见，与格伯乌的前一名单相比，这个名单里缺少了俞秀松和周达文两人。事实上，格伯乌所有有关“江浙同乡会”的材料，都是根据一个关于“储金互助会”或“助金互助会”的传言，结合以中大教务处派的成员演绎推理而来的。可是，这个“互助会”，俞秀松和周达文自始至终就没有沾过边。并且，当俞秀松得知卢贻松、蒋经国等在与莫斯科同学的来往信件中拿此事开玩笑，引起原中大学生的风言风语后，还立即写信叮嘱蒋经国、卢贻松：“以后写信给中大要谨慎，不然要引起误会”。因此，刚刚从中山大学传来他们二人与“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有关系的消息之后，他们二人就理直气壮地上书米夫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进行申辩，否认指责，并明确认为有人故意兴风作浪。函称：
近来听说此间中国同志中有一种“互助会”或“江浙同乡会”的组织，并传说我们两人间接 或直接与此组织发生关系云云。为此，我们不得不郑重声明如下：
第一，我们对于此组织的详情不甚清楚，无从下确切的断语，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党内绝对不 容许有任何小组织。……
第二，我们两人郑重声明，我们绝对没有和小组织发生任何关系。现在孙大一部分负责同志 没有对我们两人的事情查调清楚，任同志们公然在党的群众中宣传，我们认为完全不对的。……
第三，我们认为此问题……党部应审慎查调办理，不能根据一部小数同志的私见，……他们 以私人为出发点，有意的蒙蔽党部，造出种种谣言，诬害同志的，……此风一长，则党的前途将 不堪设想了。
但是，究竟有没有过一个所谓的“储金互助会”呢?看起来，这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自米夫、向忠发在中大放炮点火之后，不仅中大内部而且在几乎所有前中大同志中都迅速掀起了一场揭发检举和坦白交待“江浙同乡会”的运动。陈绍禹、沈泽民、李竹声等人迅速成为追查运动的骨干，上窜下跳，唯恐天下不乱。经他们加油添醋地到处散布消息之后，许多多少沾过“储金互助会”的边的人，很快就沉不住气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出来解释或交待事情的经过。从这些解释或交待的情况可以看出，“储金互助会”确有其影子。
3月，因中大风传陆军大学的屈武同“江浙同乡会”有关，屈武曾专门写信给向忠发、苏兆征等，解释自己与储金互助会的关系。其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储金互助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内称：
储金互助会的来源—当我们去年暑假中野营军事训练完结回来，回到炮兵学校共处一
室，军委当日就把派往各军事学校的名公布出来，共分政治军事大学、陆大、飞机，及步、炮、工六校。但步、炮、工三校就当时所知，生活方面非常苦，每月听说只发一两个卢布，并且饭也不大好。……当随便聊天的时候，前两校的同志(我也在内)提议假若这两校的薪水很多，则每人每月应拿出几分之几送给他们三校同志去吃中国饭。当时就有那个同志（大约是炮兵学校的)说，好罢，我们就组织一个储金互助会，你们把钱拿来，我们去吃饭好了。并且同时陆大和军政大学两校的全体同学（共十人）同意愿将尚未领得之8月份薪水……完全先给炮兵学校全体同学去吃中国饭（但此薪水后来并未领下）。这是当时的实在情形。后来因为他们生活改善了（除吃中国饭外，每月当发给三十个卢布），所以后来谁也再未曾提起以前的话。我回想当时的谈话，实因生活的不平，同志间亲善关系自然的表现，丝毫莫含有其他的作用。
同样，在莫斯科的步、炮两校学生胡世杰、朱茂榛、郭景纯、周策、刘仁寿等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上书中共代表团并转中大调查委员会，说明的确是他们提议“助金互助”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听说自己今后每月只有二个半卢布左右的生活费，自然就想到请陆军大学、军政大学和飞机学校中“感情较好的同志帮助我们改善生活”，因为据说他们的月薪分别在一百卢布和六十卢布以上。
于是就有同志在炮兵学校及别处，公开的谈说这个提高生活的好方法。……并有同志在玩笑中称此为“助金委员会”，大家都希望他们（陆大等校）发钱以后能够请我们吃几次中国饭。所以当时我们彼此的信札中多是些“敲竹杠”的玩笑话。后来陆大同志……因为要做军服与买各种日常用具，而没有多剩余的钱可以请我们吃东西。列宁城军事政治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