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局面迅速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很快实行改编，加入南京政府指挥的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参加对日作战。由于国共两党刚刚结束十年内战，相互还缺乏足够的信任，红军这时总共也只有三四万人，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战法配合友军，对强敌日本作战，成了抗战初期中共中央深感困难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内部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其军事战略方针也随着战争的开始，依据实践几度修正和变化。深入剖析这一事件及其中共中央认识从分歧到统一的具体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看待已经过去的历史。

 问题的初步提出

    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提出对日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是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期间。当时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首先考虑的还是对蒋介石军队的作战问题。直到1936年夏，随着自身政策和政治形势的改变，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问题才开始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在这一年夏天公开发表谈话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落后国家，经济上不统一、不平衡，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应当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在广阔的战线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同时，还应“在农民中间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在敌后打击和牵制敌人，“使之疲于奔命”。[1]

毛泽东此时关于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红军近十年战争经验得出来的，它一方面高度重视运动战机动灵活的特点，另一方面也特别强调了实行敌后农民游击战的意义。但考虑到“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他这时显然认为：“大规模的运动战”将是抗日战争的主要形式，因而也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阵地战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农民游击战争则是在正规部队进行运动战、阵地战同时的又一种辅助的战争形式。[2]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形成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其战略考虑还比较简单。加上共产国际明确要求中共在国共合作谈判中坚持红军应独立担任一定防线，以便于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3]，因此，中共中央最初的战略设想显然还是以正规战为主的。随着战争爆发，毛泽东等人的想法渐渐地有了一些更实际的考虑。

1937年7月8日，鉴于卢沟桥事变爆发，毛泽东、朱德等以红军将领名义致电蒋介石，公开表示“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与日寇决一死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4]随后，毛泽东电令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等“向蒋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当时决定立即派4000人赶赴华北参战，同时命令主力一个月准备完毕，改编出发。[5]紧接着，中共中央了解到南京政府有意使红军担任平绥线防卫后，当即于14日命令红军主力各部，“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6]但毛泽东等当天已经在要叶剑英转告蒋介石，请其注意红军的特长了。电报称：“同意担任平绥防线，唯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特长在于（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7]

7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制定出了红军最初的参战方案，准备“（甲）在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而以廿七军、廿八军、廿九军、卅军、卅一军五部共五千人，连地方武装”，留置后方，“必要与许可时，得再派一部增加前线”。“（乙）在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以廿七军、廿八军、卅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出，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干部去，扩大义勇军运动。”[8]考虑到两天前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毛泽东等给叶剑英的指示，可以看出，中共中央这时的基本态度是既准备打正规战，又准备打游击战。许可出动主力，就以主力全体出动，担任一线防御；不许主力参战，则派小部队前往，做游击战准备。这一战略方针无疑是为着适应南京政府整个战略部署的需要而制定的。

但是，鉴于大批日军涌入华北地区，平津局势异常危险，中共中央已经注意到战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据此，他们一面公开呼吁南京速派飞机、重炮和大军赴前线应援，“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一面开始公开主张“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而要克服消极防御，转入积极防御，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能够依据战争需要灵活地前进或后退，不仅不让敌人占领寸土做不到，而且必须大力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造成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因此，游击战争开始受到了相应的重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把游击战争提升到了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强调不仅应当“大规模的在日寇周围及后方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而且应当“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配合起来”。[9]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的提出，为此后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奠定了基础。

当然，这里所说的“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说到底还是运动战的方针，它反对的是动挨打的消极的阵地战、防御战，主张机动灵活的积极主动的运动战、进攻战；以大规模的运动战，辅之以广泛的游击战和有条件的阵地战，来达到挫败敌人攻势的目的。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实际上考虑和针对的，仍旧是全国抗战的军事部署的，而不是专门为红军自身设想的。因此，我们在中共中央7月28日给周恩来等人的指示当中仍旧可以看到，他们仍在做着加入正规战的战斗准备。电报说明：（1）红军主力三个师将于8月15日编好，20日全部出动；（2）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3）拟担任绥远方面一线防卫。[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