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和组织游击队的中心任务，但其主要职能仍应放在打仗上，不能简单他说八路军不起决定作用，也不能因为暂时的敌强我弱而避战。事实上，发动群众也好，建立根据地也好，扩大自身也好，都要从胜利中得来。因此，过分分散兵力根本上是不利于完成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和组织游击队的中心任务的。据此，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大量派出团以下副职干部、政治工作人员以及教导团组成各种地方工作队，并派小部队加以掩护，以开展地方工作，在此基础上发展地方武装，组织游击军，建立根据地；另一方面仍旧以团、旅以至师为单位大力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由于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的迅速发展，他们这时显然更进一步认为，八路军主力应该专任作战，并且不应把自己局限在游击战的作战形式上。正规部队应当以运动战为主，结合以游击战；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则应以游击战为主，并适当结合以运动战。所以，他们又重提“运动游击战”问题，并明令八路军主力部队按照“运动游击战”的方针和原则指挥部队作战。通过积极有效的作战，配合正面防御，鼓舞和坚定友军士气，巩固和扩大游击根据地，以推动华北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41]于是，在12月政治局会议以后，实际上又出现了两种事战略方针并存的情况。

但是，到了1938年，整个华北几乎全部沦于敌手，八路军主力分守几大战略支点，已难以象山西抗战初期那样进行较大规模运动战了。相反，无论八路军主力，还是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均终日陷于各自独立的游击战争之中。与此同时，创立和扩大游击根据地，确保巩固的抗日后方，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以配合和掩护八路军作战的问题，也尖锐地提上八路军的议事日程。这样，尽管部分前方将领主张实行“运动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但事实上却在进行着“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其主要工作甚至已在相当程度上在渐渐向发动群众和创立根据地方面转移。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方针的内容和表述，并着手从理论的高度来研究和解决双方认识上的分歧。

1938年2月，毛泽东首先公开澄清了一些人对他所提出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的误解，指出：“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配合。”问题是，除在正面应组成数个强有力的野战军，“从运动战中给敌人前进部队以歼灭的打击”之外，“还应抽调八九万部队组成二三十个基干的游击兵团”，“打到敌人后方去”，繁殖无数小游击队，建立敌后根据地，发动千百万民众，这样才能遏止敌人的进攻并最终打败敌人。靠阵地战和敌人拼实力、拼消耗是不行的。[42]而鉴于国民党军队难以改变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他一面多次要求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告诫蒋介石目前不宜与敌决战和消极保守城市，应注意保存军事实力，准备打持久战；一面根据晋察冀边区武装发展的经验告诫全党：（1）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是以运动战为主，但在目前华北敌后，则还只能以游击战为主。今后打败日本的正规军和运动战，大都要从游击队和游击战中创造出来。因此大力发展游击队和游击战有巨大意义。[43]事实证明，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行的，而且不仅山地可以创造抗日基地，平原地区也同样可以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因此，凡是国民党丢掉了的地方，我都可以去开展工作，支持抗日局面。目前即必须以大力投入山西、鄂豫皖、苏浙皖赣、鄂豫陕、湘鄂赣、陕甘等六大长期抗日战略支点和苏鲁边、热冀边、大青山脉等辅助支点的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工作。[44]而对于八路军主力，毛泽东这时显然同意把它同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区别开来，以旅或师为单位集中作战，作战方式以游击战为主，有利条件下则应积极进行运动战。他承认，以这种野战兵团的形式与敌周旋于广大战场之上的方针，“不但正规战争用得着，游击战争也用得着，而且必须要用它。”[45]

紧接着，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重要文章，鲜明地提出和阐述了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游击战争将成为相持阶段主要作战方针的论断，要求全党全军高度重视抗日游击战的作用和意义。同时，他将中国共产党的对日军事战略方针进一步完善地规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表述和规定，较其8月1日（“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8月22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9月21日（“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12月9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的种种表述和规定，显然要更加科学和准确，更加具有实际意义，因而也更容易为全党全军所正确了解和执行。由此，自抗战爆发以来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争论终于不复存在了。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召开，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全党领袖地位的确立，此一方针也逐渐为全党全军所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