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就在南京国民政府正在大张旗鼓地推行“革命外交”的同时，刚刚实行了东北易帜的张学良，也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以武力向苏联夺回中东路权的重大外交事件。但是，国民政府名为奉行“革命外交”，实则不过力图通过推动外交谈判，争取各国列强同意修订不平等条约而已，而面对苏联，它却全力支持张学良直接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结果是艰难撑持了几个月之后，中方反以军事上损兵折将，和被迫退回到事变前的状态而告收场。
中东路事件实际上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统一政府建立之后，中国民族主义浪潮普遍高涨的一种相当激进的表现形式。它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的背景。迄今为止，近现代史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较为薄弱。[1]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不拟对整个中东路事件的经过和原因做全面系统的分析说明，自然亦不拟具体考察苏联方面应变的经过及其内幕。本文只侧重于对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其事件的主导者蒋介石、张学良等人在整个对苏交涉过程中的态度变动和意见分歧，详加说明，以揭示这一事件发生、拖延，乃至以咄咄逼人的强势开头，却不得不以委曲求全的妥协姿态收场的曲折发展线索。为求叙说的准确起见，本文对现有的当事人的回忆均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一般不做唯一的引证凭据；对已刊印发表之文献，凡文字有差异者，均以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档案、阎锡山档案、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原始史料为准；凡无法找到直接史料者，则参考当时报刊消息和内地史书披露的张学良的相关个人资料和档案文献资料。
1．中东路事件的由来与蒋介石对苏强硬政策
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曾两度发生由政府指派军警武装搜查外国使领馆的严重外交事件。一次发生于
没有证据显示张学良的这次行动是受蒋介石主使和密令。[2]由于1927年底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人员卷入到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之中，南京国民政府事后公开宣布对苏绝交。因为当时南京政府的统治范围尚未达到北京和东北地区，因此苏联政府没有撤离那里的驻华使领馆。南京政府占领北平及东北易帜后，亦未再要求苏联使领馆撤离，苏联政府因此甚至试图重新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就在张学良下令搜查苏联驻哈领馆前不久，李维诺夫即曾对中国驻德公使蒋作宾表示说，中苏交恶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前次误会应尽快了结，并许诺称：苏联使领馆人员若宣传共产，中国可严厉取缔。“俄人俄官如有参加，照华人一律办理。”蒋介石这时虽然不认为中苏已经可以复交，却也没有表现出强烈反感的态度。他相信双方可以就此继续接洽商谈。在张学良通报搜查苏联驻哈领馆计划前几天，他刚刚批示说：“对俄复交未至其时，至少须待国内政局稳定，秩序恢复方可也。但雨岩（即蒋作宾－引者注）与之接洽则可继续进行，不必拒绝，亦不必中止。”[3]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如果不是东北方面有如此主动，蒋介石这时恐怕未必想到要鼓动东北当局去搜查苏联驻哈领馆。
就东北这时的形势而言，苏联和日本在东北都占有特殊权益，只是苏联虽依据1924年中俄条约和奉俄条约，据有北满从满洲里到长春一线的中东铁路及其沿线的相关设施，并因此派有上千名铁路和商务人员，但它既不像日本那样在东北驻有军队，也不曾像日本那样明目张胆地把东北视为自己的保护地，公开插足和干预东北事务，它对东北安全的威胁远没有日本那样大。与此不同的是，将近一年前，张学良的父亲刚刚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为了避免东北孤悬关外，沦为朝鲜第二，张学良冒着巨大压力，毅然选择了易帜一途，其意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使东北和关内联成一气，以全国之力来抵制日本，且使日本在试图吞并东北时不能不有投鼠忌器的顾虑。可见张学良深知日本的威胁远甚于苏联。他甚至相信，以日本之强，一旦动武，“不但东三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也无把握。”[4]既如此，张学良又何以会选择在易帜后不久就去挑战苏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