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央临时政治会议的决议，外交部于2月8日就伯力会议记录事发表宣言，说明“伯利记录中关于解决中东铁路纠纷之办法，业已实行。依照该项办法，两国拘留之人民已由双方释放，该路新正副局长亦经任命；该路交通已恢复原状。国民政府兹为谋中东铁路问题之最后解决起见，准备遴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正式会议，专为讨论中东铁路善后问题。”但记录中“除规定解决中东铁路纠纷之办法外，尚载有数种事项，属于两国间之一般关系，显系超越国民政府训令之范围，而为中国代表无权讨论者。”对此，“苏联政府如认为有商议之必要，另派代表来华时国民政府亦愿与之商议。”[136]
始料未及的是，外交部发表宣言不过两天时间，阎锡山竟揭旗反蒋。随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等各反蒋势力一致携手，另立国民政府，并推举阎为国民政府主席，因而引发了著名的中原大战。这场双方各自动员了上百万兵力的大规模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半年时间，直到10月底才以南京政府的胜利而告结束。受此影响，中苏正式会议只好一再推迟，直至
综上所述，张学良及蒋介石发动中东路事件，不论曲直如何，其失败几难避免。其中原因，除了东北方面自身准备不足，军队战斗力较弱等因素以外，主要原因不外有二：
一是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过低地估计了苏方在外交极端孤立的条件下军事上作出反应和实施报复的可能性，太过轻视了在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外交准则和利益关系。他们，特别是蒋介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意识到，武力夺回国家权益的做法，不仅威胁了苏联，而且也使列强各国政府感到自身在华利益岌岌可危，因而不能不转而站到同情苏联的一边去了。蒋介石乃至于张学良，寄希望于国联和非战公约组织对苏联施压，逼使苏联让步，几乎完全落空。
二是中国这时远未实现统一，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不仅不具备动员全国对外抗战的能力，甚至还不具备这种公共号召力。由于地方实力派依旧各自为政，南京的中央正统地位还在受到挑战，不光是蒋介石无力动员全国之力援助东北对抗苏联，就是张学良真有军事抵抗的实力，他也不会为了南京的外交政策而真的冒险去与苏联开战。因此，一方面张学良为了保持对东北的控制权，一旦军事上出现危机，其宁愿与苏联妥协也不会引入南京的军队来共同抗苏；另一方面蒋介石最初没有受到太强的内部挑战，因而其会去鼓励张学良挑战苏联，一旦反蒋派蜂涌而起，他亦只能马上把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不仅不再坚持东北要对苏强硬，而且不惜迅速默许张学良对苏妥协，以求得张学良能在内战问题上全力支持南京。
显然，上述两个原因比较起来，内政的原因更为重要。革命外交的作法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以新中国为例，其建国伊始，就采取了远较张学良和南京政府此时的政策更为彻底的废约、绝交和强行收回民族权益的对列强各国的政策，却抵御住了来自国际的种种报复和挑战。其原因就在于其政权对内相当强势，不仅能有效地统一国家，不必因内政而牵就外交，并且能够有效地组织举国之力使之对外。
* 本文定稿过程中曾得到牛大勇、左双文、曾业英诸位先生的指正，谨此致谢。
[1] 值得一提的有写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杜连庆、陆军的《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和吕明军的《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两文（见漠笛编：《张学良生涯论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90年代虽然也有几篇文章论述过中东路事件，但不仅史料利用上，就是对事件说明的清晰程度上，也多不及前两文。已知对中东路事件经过情形的说明较为具体者为张魁堂著《张学良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一书，11年后海外学人唐德刚、王书君著《张学良世纪传（口述史录）》（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述及中东路事件原因及经过的相关文字，即大段抄自张书的内容，足以见这方面研究之少进步。
[2] 一般史书多认为张学良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是“遵奉蒋介石关于冯玉祥‘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有关的密令”，似无充分根据。见杜远庆、陆军前引文，同前引，第41页。其后如刘志青著《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济南，黄河出版社，1998年）等书，述及此点，亦往往照抄此说。见该书第186页。
[3] 《古应芬致蒋主席电》（1929年5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卷（一）第2册，总112号。
[4] 转见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上），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0页。
[5] 唐德刚、王书君前引书，第351页。
[6] 同上引注，第352页。张学良所谓开始打胜了，后来苏方指挥官换了加仑，部队也换了，东北边防军才吃了大败仗的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有关军事上的情况，除本文所涉及者可注意外，还可参阅王理寰、谢珂：《中东路事件及中苏战斗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队2000年，第15－22页。